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


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


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


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


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

依据干扰原则，夫妻双方虽然均无主观过错或有责行为，但客观上却存在一定的特殊事由，使婚姻目的无法实现，共同生活难于维持，从而妨碍了婚姻关系的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有悖于婚姻目的和正常运行的无可归责的客观现实，法律上必须正视并给予有效补救，于是产生了干扰原则下的无责离婚理由。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具体列举的体现干扰原则的无责离婚理由共有四个，一是夫妻一方受他方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二是夫妻一方有不治之恶疾；三是夫妻一方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四是夫妻一方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凡夫妻一方有第一种情形者，则该受虐待的一方可诉请离婚；凡夫妻一方有后三种情况之一者，另一方可诉请离婚。显然，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些无责事由，在表层意义上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因这种干扰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因此，无责离婚理由不仅是对过错原则的补充，而且在实质上是破裂主义离婚理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直接归入破裂原则之中。


依据破裂原则，不问引起离婚的具体原因如何，只要夫妻一方认为婚姻关系产生破绽，夫妻共同生活难于维持，即可起诉离婚；如法院确认夫妻关系确实破裂到不能挽回和补救的程度，即可判决离婚。破裂原则作为现代离婚立法发展的现实和主流趋势，在20世纪已被众多的国家所采用。顺应这一进步潮流，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正时也增补了这一原则内容，即夫妻之间有法律列举“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于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据此，台湾地区“亲属法”的破裂原则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将破裂之离婚标准的内涵界定为“因重大事由而难以维持婚姻”。在此内涵下，其外延范围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二是破裂原则在效力上仍居于从属性、补充性的地位，只是在法律所具体列举的10种有责、无责情形之外才适用，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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