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虽对悬赏广告未做出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在打假中，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悬赏广告的存在价值和具体适用，绝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刊登了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认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而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因而判决支持行为人给付悬赏广告约定给付的酬金的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审判案例选》中，今年来也发表了数起悬赏广告的案例，法院均判决支持行为人的诉讼请求。本文讨论的案例，一审法院的判决所持的理由，与这些判决所持的理由是基本相同的，均认悬赏广告是合同性质，在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均受悬赏广告的内容约束。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可取的。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否认悬赏广告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诚然，《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是有法律效力的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义务将拾得物交还失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失主在遗失财产的时候，做出了给拾得人以报酬的悬赏广告，对于这样的要约，广告人应当受其约束；这种约束，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并不矛盾，拾得人有向失主归还遗失物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得到悬赏广告标明的报酬的权利；广告人享有得到遗失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支付自己所做出承诺的报酬的义务。在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决不能只强调法律的规定而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这一判决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将《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认为行为人索要报酬的行为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90条第2款的观点，是追求不正当利益。这种看法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不可取的。
　　　　二是，《民法通则》在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的民事责任中，亦有不尽完善、不尽合理之处。在我国古代立法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中，对拾得遗失物等财产的责任，多作给予奖赏的规定，即拾得遗失物等财产，在将原物归还失主的时候，失主应当给予拾得人以适当的奖金或者报酬；如果无失主认领，则将遗失物一半充公，一半充赏。这样的做法，对拾得人不将拾得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一种鼓励，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表面看起来是提倡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实际上的社会效果并不如其所料，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意义，那就是将拾得物交还失主拾得人得不到任何利益，倒不如占为己有。
　　　　依上述理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民法通则》的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无论怎样，都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就是假一罚十的承诺的案件中，也应当维护商家承诺的严肃性和正常的交易秩序，不得随意否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法院判决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其消极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流转的正常秩序。相反，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对拾金不昧的行为予以积极的鼓励，有利于鼓励公民和法人遵守社会主义公共道德，遵守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因而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二）如何认识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在法律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怎样确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即合同性质。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所发出的要约，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为即构成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完成广告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负有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的义务。这种主张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在实务上，大多数人采纳这样的主张。
　　　　第二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行为或者叫做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这种主张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单方面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行为的人做出有效的承诺。其理由是：第一，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做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约束；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的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同时广告人应受广告的约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不得随意撤回。第二，可以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第三，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行为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第四，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的主张，可以避免行为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避免行为人在对方不履行给付报酬的时候，拒绝完成广告指定的行为的成果的弊端。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专门认定为合同性质，或者专门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均有不足。将符合合同调整的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对待，将不符合合同特征的悬赏广告作为单独法律行为对待，就更能够处理好悬赏广告的各种纠纷。日本学者认为，民法上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合同的章节中，但另外还承认作为单独行为的悬赏广告，且这样的情况更多些。
　　　　以上各种主张的视点和角度各有不同，在实行中，亦各有解决各自矛盾的办法。按照笔者的看法，首先，对同一种悬赏广告的行为采用两种不同的性质来认定这种折衷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是很繁琐的，且不实用。其次，单方法律行为说是从根本上承认悬赏广告的有效性。因此，它克服了契约说的弱点，其成立的理由更加充分。将悬赏广告认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则完全可以避免将其认定为合同性质所存在的麻烦问题。但是，契约说给法学结合司法界一个较为宽敞的讨论余地，让人们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来分析事物的是非曲直。而且，契约说是我国法学界较为认同的一种观点。最重要的是，一些学者也往往以契约说的弱点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有效性。因此，笔者认定悬赏广告为合同性质。笔者试从契约说来探讨一下悬赏广告有效的理由。但至于相对人与广告人之间是否有合意和相对人是否有行为能力等，契约说仍有其弱点。
　　
　　（三）对契约说主张的进一步完善
　　　　笔者主张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仍采契约说的主张，认定悬赏广告的性质为合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于契约说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提出完善的办法。
　　　　第一，对于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行为人应否将其行为认定为承诺的问题，可以做出特别的规定，加以解决。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对完成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的人，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在这一规定中，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的规定，显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这样，就避免了由于行为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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