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可的一种用款方式，亦是认定苏、曾二人为借款人的最终证据或实质证据；最后，渔管会的抵押担保行为只是对主合同——借款合同的担保，抵押担保合同是从合同，渔管会是基于从合同而承担责任，故其不能成为第一责任人。
　　2、关于抵押船舶未经登记的效力问题。本案中用于抵押的渔船为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舶，不适用《海商法》的规定，而《担保法》当时尚未出台，故其抵押法律关系自应适用《民法通则》、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及相关的法规。船舶是动产，按照传统民法理论，在动产上设定担保物权时只能设定质权，将质物交给质权人占有；而船舶又不是普通的动产，它是运输工具，只有将其用于运输活动而不是交与债权人保管或占有，才能有所收益，故不宜对船舶这一特殊的动产设定质权。适当的办法是将船舶视为不动产而设定抵押权，由债务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被抵押的船舶，以便创收偿债。船舶一般价值巨大，即使是普通渔船也值十余万元或数十万元，因而设定船舶抵押权时应以适当的方式向市民社会的人们公示，以取得抵押的公信力，并以此保证与该船舶有关的交易的安全，未进行这种公示的抵押无效或对善意第三人无效。船舶抵押公示的通常方法是向法定机关，即船舶登记机关进行船舶抵押登记。但因案发当时，案发地北海尚无相应机关办理船舶抵押登记，故抵押双方不可能进行登记。一、二审法院不囿于有关理论，而是充分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不机械地适用法律，断然判定这起未经登记的船舶抵押行为有效，这种在司法过程中对广义上的法律漏洞进行修补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并合乎于法理的，因而这一判决应该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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