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公德，百姓的接受心理，不能一概而论。就本案而言，同是受害者女干，如无罪释放，其最多是虚吓一场，然如法院将其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过当，即使是有罪无罚，但这两种后果是大不同的。对于一个有过罪的女干，百姓心理还能承认她的干部身份吗？从杜培伍案例中我们知道要象以前一样完璧无痕是不可能的了。形象破碎就是破碎，再怎样的粘贴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对女干是不公平的，她也是受害者，不能让她再承受这样的后果。因而，审判案件时，法官应当在严格遵守法律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定夺。

　　这里并不是不主张法的权威，只是法的权威的主张应在是社会承受能力之上。法官做为法的执行者更应该注意法的贯彻！我们不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结束后再附上所谓的“温馨话语”，充当事件的调节角色。这种做法固然符合我国百姓息讼心理，然而类似这样的话语只会使法律庄严的审判结果受到削弱而已。一个法的代表者在执行法时心中就应该要有法，同时要有社会公德和道德认识，做出正确的判决。一旦判决产生了，便不需再画蛇添脚，这样只会使法的权威受削弱。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将自身置于自然条件中，是对事实的忠实的裁决，而不是做出裁决后再发感概！

　　五、与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权的比较

　　97年修订后刑法对无限防卫权有如下规定：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理解上说，在紧急避险中，我们重视人权，规定不能随便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生命权的体现。为何在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可以轻易了结一个人生命呢？虽然紧急避险中牺牲的为第三者的利益，正当防卫则为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但能因为这二者的身份不同就可以了结别人生命吗？如果答案是的话，那就只能证明我国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在法律面前人有身份之分；如果答案为否的话，那么紧急避险中关于 “在实行紧急避险中，不允许为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规定是不成立的！

　　当然，紧急避险之所以规定不能以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避免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条文的可乘之机，借刀杀人。因而，我国规定紧急避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以禁止性的条文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只是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纯粹的法律出发，过度的执法亦为不法！

　　六、我国的疑罪从无原则

　　我国现实行“疑罪从无”对于嫌疑之人我们应都给予证明，无法明确证实其有罪便无罪，这符合尊重人权的要求，宁可错放一个也不能错判一宗，对于嫌疑人我们能有如此宽容之心，对于实行紧急避险之人，我们更应该慎重宽容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多高，从一个国家对罪犯的宽容程度有多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是赞成陈教授对案例的解释。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我们除了要更好的依照法律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法的执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法在实际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陈兴良 《刑法总论》 人民法院出版。

　　陈兴良 《刑法教学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陈光中 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刘明详 《紧急避险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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