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位。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10)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是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主要是指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辩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本身法律知识的欠缺，或者因被羁押不能调查取证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控、辩、审三结构中的辩方。只有律师作为辩护人才能成为完整的辩方。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或者参与了但没有完整的权利，该刑事诉讼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健康的刑事诉讼。第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是指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活动，但是，一旦辩护律师参加了刑事诉讼，他就依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识开展辩护活动并不是根据被告人的意志进行辩护，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并非单纯为被告人服务的人员。第三，确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可以扩大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促进其辩护职能的发挥。另外，从目前开展的诉讼机制改革和创新上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实现控辩双方平衡，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就无法实现平衡。故，应尽快从立法上确立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地位。当然，虽然明确了辩护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律师也不得违背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宗旨进行辩护。“当被告人的意见与辩护律师不一致时，律师不应违背被告人的意志，如果律师要违背当事人的意见进行辩护，则必须征得被告人的同意。”(11)

三、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

关于律师的责任定位，看起来是一个最基本问题，但同时

又是一个很深的课题，它直接涉及到律师辩护工作的角度、力度和社会评价。目前社会上对辩护律师的评价和要求，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以至于连律师自身都无所适从，说到底还是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没有搞清楚。(12)一般认为，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针对控诉方指挥的事实，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证明其无罪或者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曲解法律，为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开脱罪责，包庇犯罪；二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以及人身、财产和其他各项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非法剥夺或侵犯，辩护律师就依法要求给予制止和纠正，直至向有关单位提出控告。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所规定的辩护律师的职责主要侧重于从实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即仅仅是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进行辩驳、辩解性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进行。而对于程序性辩护责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都没有予以明确、充分肯定。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13)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程序性辩护未得到足够重视，基本上属于无效的辩护方法。例如，对于非法证据的，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如经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但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辩护效果亦非常小，对于被告人当庭所提出的其供述是刑讯逼供所为，人民法院往往以侦查机关出具证据(即公安机关自己书写并加盖公章证实其在侦查活动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以被告人没有证据证实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而认定言词证据有效。这就好比张三借李四的钱，而张三自己书写证明自己没有借李四的钱一样荒唐。并不包括非法实物证据，这使得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这应引起立法界和司法实务界高度重视，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担负的程序性辩护方面的责任。

除了辩护律师所负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直接责任外，有的学者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还负有一般责任，即辩护律师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责任，包括预防和揭露刑事司法中的错误，促进遵守法制、协助维护个人权利和合法权益，提示犯罪产生的根源和条件，促进司法的教育和感化作的实现等等。辩护律师所所付的一般责任要求辩护律师不得妨碍刑事司法的正常进行。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辩护律师能否站在不利于犯罪嫌人、被告人的立场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对司法机关发现实体真实加以协助，按照辩护律师所负有的一般责任，似乎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这样做却与辩护律师所负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和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一般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因此，鉴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辩护律师作为刑事司法协助者的责任，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由于受其所负的直接责任的约束，必须仅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个方面协助司法机关发现真实，而没有站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个方面协助司法机关发现真实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14)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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