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使其接受刑事惩罚。所以1979年诞生的《刑法》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主义，无异于法外用刑，不教而诛。其结果就是法律虚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故在司法实践中超越法规的解释、类推适用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行和依法治国理念的形成，个人权益受到更多的重视，一种宽容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刑法观念随之更新，类推制度越来越难为人们的接受。故在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第3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走向完备，趋向成熟。
罪刑法定原则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并且盛行于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不能因此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便不可采用罪刑法定原则。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刑法，在对待人类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的成果方面，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否定，绝对地排斥的态度，而是批判地继承，革命地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数百年来，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始终如一，没有变化的。这便表明，罪刑法定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反映着人们向往法治，追求治理的精神，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进步潮流。因而我国刑事立法借鉴国外立法，汲取其科学合理的内容是势所必然，理当如此的事情。不能因意识形态的差别，而否定罪刑法定主义的合理之处，将之置于我国刑事立法的考虑之外。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中，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罪刑法定原则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刑法所反映。定罪量刑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正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决定于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又往往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实现的，并且马克思主义还十分强调刑法作为法律规范的特有的性质，即对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特殊调整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是肯定是、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中可以得出下述必然的结论：刑法在通过惩罚违反社会生存条件来保护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它是以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典（尤其是刑法典）应该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罪刑法定原则自然是其所应有之义。总之，我国刑法规定罪行法定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刑法理论的题中之义。

注释：
①、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第6页。
②、周迅：《论罪刑法定原则实施与保障》第2页。

参考文献：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实用刑法对照表》作者：徐霞　王倩　王宁
河南公安专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刑法释论》作者：王明义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刑法论文选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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