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了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村委会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条件，但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受刑法第三十条的严格限定，不能作扩展性推断解释，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将村委会纳入滥伐林木单位犯罪的主体已显紧迫感了，这只能遗憾于刑事立法对此的疏漏，应及时通过修正刑法的途径加以解决。第二个案例，它偷换了“单位”与“村民小组”的概念。该批复及《刑法》第271条第1款是针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指的是自然人。其采用逆向推理认为村民小组等价于单位，显然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刑法第三十条的单位犯罪的主体中并没有“其他单位”这一项的规定。
（四）主观要件
滥伐林木罪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是在明知的情形下滥伐林木，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这里关键就要界定何为“明知”。只有确定了被告人是在明知的前提下，进行滥伐林木行为，才能称其有主观上的故意。
如何界定被告人是明知的？笔者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取得。采伐人（采伐单位）实施采伐作业，首先必须合法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有关采伐林木的证明文件，不能以其他客观原因而例外。例如，采伐人已向林木采伐管理机关（如基层林业站）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并没有得到有审批权的上级机关的批准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此时，基层林业站工作人员却表态说林木采伐许可证已办好可以采伐了，结果采伐人因轻信表态导致无证采伐的情形，是为间接故意。违法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能否界定采伐人是否故意，关键看采伐人对取得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例如，采伐人明知某片山林为禁伐林木，却采取不正当手段或通过关系申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因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违法取得而无效，结果导致滥伐，是为直接故意。
第二,被告人对本次采伐作业内容的明知性。采伐森林、林木必须先行伐区调查设计。这是针对被申请采伐的森林、林木是否可以采伐而进行的可行性调查，作为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必需依据。采伐人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后，就意味着对该林木采伐许可证指定的采伐区域，采伐人有权实施采伐作业了。但在采伐人实施采伐作业以前，管理机关依法应履行伐区拔交的义务，以使采伐人充分知晓采伐区域内容。伐区拔交应由管理机关会同采伐人深入现场实际拨交，拔交手续要有文字记载，以便备查。伐区拔交的内容包括：采伐的地点、四至界线、采伐方式、采伐面积、采伐蓄积、采伐强度、采伐木标记，道路、楞场、集材道的设置，集材方式，伐区清理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等；○10尤其对伐区周界应作标志，标志要明显、具体。伐区拨交的中心思想就是让采伐人对本次采伐作业的内容充分明白理解，这是管理机关必须履行的告知义务。若是因为这项义务没有切实履行，造致采伐人认识错误而违规采伐，不能视为采伐人有犯罪故意，对此客观存在的违法后果，只能追究责任人的渎职责任。
第三,管理机关对伐区作业过程中的采伐监督义务。在采伐过程中，管理机关应即时监督采伐作业过程，防止实际的超量采伐林木蓄积。只要采伐人严格依照伐区设计进行了作业，既使超伐林木蓄积，如果管理机关未予履行法定的伐区作业监督职责，也不能视为采伐人有犯罪的故意，只能以渎职行为追究主要职责人员的责任。○11
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犯罪故意，必须以采伐人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法定证明文件以及管理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告知、监督义务为前提。由此采伐人仍然追求滥伐林木的行为，或者因为自已的不严格履行职责（如委托他人采伐作业，而自已不履行指导、监督之职责而致滥伐林木），是为故意。


二、定罪与量刑

滥伐林木行为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其质的变化就是是否已构成了情节严重。而界定情节严重的决定性因素即为滥伐林木的数量是否达到了法定的够罪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林木的数量，一般以立木材积计算，立木材积即为立木蓄积。○12最高人民法院对滥伐林木够罪情节作出了明确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到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13结合我省司法实践，湘高法发（2003）3号就湖南省适用滥伐林木罪够罪情节又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七百五十株为起点；“数量巨大”，以七十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三千五百株为起点。○14
滥伐林木罪的认定，前述对其犯罪构成要件已经详述。这里就如何核算滥伐林木材积数量，从而做到准确定罪与量刑阐述如下。
林木材积包括幼树（楠竹）株数和立木材积两个方面。幼树指胸径5cm以下的林木，○15楠竹指胸径5㎝以上，按每立方米50株折合立木材积。○16林木立木材积的计算相对就复杂多了。滥伐林木材积指的是被告人实际采伐的材积与其依法可以采伐的材积之差。 “林木数量，一般应以立木材积计算。超计划采伐而构成滥伐的林木数量，应减去伐区调查允许的误差额（△M1）后来计算”。○17据此，被告人在主管部门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的采伐材积（M1），因为有伐区调查允许的误差额（△M1）存在，则在该伐区被告人可采伐M1＋△M1材积，是合法的。被告人在完成整个采伐林木过程中，司法机关必须对其实际采伐的材积（M2）有一个明确的鉴定结论。实践中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立木材积等于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18这种方法简单直接，没有误差，准确度高。由此可计算出滥伐林木材积是M2－（M1＋△M1）。但由于林木采伐过程较长，而被告人一般都是边采伐边销售，以致案发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实际采伐的原木难以全部具体落实而不能准确确定其材积，因而一般采用数理统计科学分析法对被告人采伐迹地利用伐桩进行材积鉴定。○19这种方法通常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其采伐的材积鉴定结果M3的估计区间是M3±△M3（△M3为材积误差）。依照刑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被告人实际采伐的林木材积M2应认定为M3－△M3。由此可计算出被告人滥伐林木材积为M3－△M3－（M1＋△M1）。在被委托的鉴定机关没有计算出材积误差时，依照伐区调查设计的有关规定，应采用法定的最高允许误差额为10％。
核定了滥伐林木材积数量，其够罪情节就可准确认定，结合前述犯罪构成要件，罪否与量刑一目了然。刑法规定： 1、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2、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滥伐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从重处罚；4、单位犯本罪，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前述规定定罪量刑。 ○20

三、滥伐、盗伐林木罪之区别

滥伐林木罪的认定，前述已很详尽，但其与盗伐林木罪却很容易混淆，界定二者之间的区别十分必要。此处先就盗伐林木罪阐明其构成条件：1、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客观方面必须是无证采伐；3、客体上的财产侵占性。这三点就是识别盗伐行为与滥伐行为的“分水岭”。只要某一行为同时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就肯定是盗伐行为。滥伐林木罪区别于盗伐林木罪的显著标志就是滥伐林木罪不具有财产侵占性；在理论界，现在以林木所有权的归属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界限的标准成为通说。○212001年3月，通道县吴某买下本镇他人责任山上的松树，因无证砍伐被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判刑。○22本案吴某因侵犯了责任山的集体林木所有权，构成盗伐林木罪；如若砍伐的是本人自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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