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
　　唐律的规定有其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官员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2、盗窃犯罪
　　唐律规定：“诸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这表明，唐律已注意到了亲属内部相盗与一般的盗窃行为的区别，一般盗窃十匹布要判一年半徒刑，而盗用自家十匹布只要打十板，处最低刑；家人与外人合谋盗窃自家十匹布，只加二等处罚，即打三十板。“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唐律疏义．贼盗》卷二十）。即如果盗窃亲属的财物，处罚也低于普通盗窃，并且随加害人与受害人血缘的亲近而减轻处罚。造成差别的依据就是基于血缘和家庭关系。
　　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血亲内盗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过一个司法解释，一般未将盗窃自家财物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盗窃亲属财物的行为的认定也很模糊，不好操作。而唐律的相关规定比较科学，第一认定血亲相盗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予打击；第二充分注意血亲相盗的特殊性；第三依亲等制刑，行为人与受害人血缘越近，处罚越轻，反之则越重并接近对普通盗窃的处罚。在所有权愈益细化的今天，应借鉴唐律的血亲盗窃立法。
　　
　　四、血缘关系与伪证犯罪、暴力干涉婚姻犯罪
　　1、伪证犯罪
　　刑法规定的伪证犯罪，没有区分血缘关系在此类犯罪的特殊性。而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外孙，若孙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判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义.名例》卷六），“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唐律疏义.断狱》卷二十九），此二条之意义有二，第一，在一个家庭内生活的人及其他较近的亲属，帮助犯罪亲属掩蔽证据、赃物、通风报信，隐藏犯罪亲属，不认为有罪，如果有罪，也要依亲等减轻处罚。第二，强迫血亲相证犯罪，是犯罪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三，谋叛重罪，不适用上律。
　　唐律如此规定有其科学依据，从法律的目的看，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而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矛盾的缓压阀；如果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则很可能造成该血缘组织的瓦解，造成该社会细胞的坏死，法律实施得不偿失。
　　有些学者认为不能因为血缘关系而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拒绝血缘入法，在这里不妨借鉴大陆法系，1810年《法国刑法典》137、284条，1871年《德国刑法典》157、257条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令他人隐匿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为有罪。[3]（P。25、45、168、204、205）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容隐权：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434条-6条，1976年《德国刑法典》第139条，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第307条，取消了国事犯罪必须告发的例外。[4]（P。770、1552）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
　　唐律关于婚姻的规定较为详细，首先规定了家长对晚辈的婚姻决定权和法律责任。子女即使在外从业，婚姻大权仍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至于子孙在家，其婚姻大权之归属，唐律未直接规定，可能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为习惯，或者上条已隐含此义。如果嫁娶违反法律规定，又是祖父母、父母同意的，只处罚祖父母或父母，“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
　　其次，根据血缘确定了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同姓不婚，良贱不婚，守父或母或夫丧不婚，父母在押期间不婚，违者要受到刑事处罚。
　　再次，规定了“七出”等离婚条件。妻子无生育，是丈夫离婚的法定权力，因为血缘得不到延续，而“七出”中有六条是与血缘直接相关的。没有“七出”规定的七种情况，一般不能休妻，“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唐律疏义．户婚》卷十四）。由此可见，唐律关于婚姻的刑事立法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刑法从人身自由的角度规定了婚姻自由权，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基本上否认了家长的婚姻决定权，也否定了把血缘能否得到延续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是巨大的进步。
　　历史是发展的，历史是永恒的；现实是全新的，现实也是陈旧的。现行刑法与唐律疏义有质的差异性，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5]（P。80~85）因为血缘关系永远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人类也永远不能回避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温情的载体，也是冲突的源泉，中国刑事立法必须面对这一矛盾，也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参考文献
　　[1]肖强根,刘建.父亲为何勒杀儿子[N].法制日报2001年7月15日第4版.
　　[2]刘洋.“家族腐败”警示录.湖南日报[N].2001年9月14日B3.
　　[3]刑法资料汇编.第七辑[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25、45、168、204、205.
　　[4]各国刑法汇编[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770、1552.
　　[5]汪永乐.关注刑法的人伦精神[J].政法论坛，2001,(1):80~85.
　　
　　
　　
　　ComparewithactivecriminallawandTanglushuyiinconsanguinityangleofwiew
　　LiWeidi
　　(Huanghuacollege,Huanghua,418008)
　　Abstract:Lawmustassimilatenutrientfromhistory,standonconsanguinityangleofview,comparewithactivecriminallawandTanglushuyi,authorfind,activecriminalexceedTanglushuyiabouteverybodyegualityprincipleinlawandsomefrondosecriminalcriterion,butsomethingarenotasgoodasTanglushuyiaboutcorruptionboodle,thief,intentkillandwound,hardswearing.authorthinkthatitiserrormakingcriminallawaccordingtoconsanguinity,iserroroverrideconsanguinity’slawmeaningtoo.
　　Keyward:consanguinity;activecriminallaw;Danglushuyi；bloodkin
　　
　　
　　作者简介：，男，1964年生，湖南省双峰县人，怀化学院社科部法律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方向是血缘与法律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中南工大学报》、《船山学刊》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近20篇。
　　
　　邮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
　　


转自： 声 明： 本论文仅供学术研究参考使用， 版权为原作者所有，如有不妥，请来信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