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没有掩饰。他们以蛮不讲理的行为，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正常秩序，具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卑劣意识。这可从对流氓的几种称呼中看出，如“恶少年”、“捣子”、“无赖”、“泼皮”等，无不具有对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公然对抗的性质。
　　2、必须是与主流文化相悖。公然藐视的行为规范，必须是主流文化所确定的、维护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行为规范。而非处于亚文化人群中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者乃是一种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突出的特征是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以无规则为规则，以耻为荣，根本无视维护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他们（多为青少年）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文化水平不高，道德修养缺乏，头脑空空如也，但感情充沛、精力旺盛。而这种感情、精力缺乏理性的控制，而是受到社会亚文化的感染，被低级趣味的需要所支配。因此，主流文化所确定的日常行为规范，在他们的头脑中相当淡薄。
　　3、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扰乱的是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行为人所公然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社会生活中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以理服人。而寻衅滋事者则根本无视这些规范，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如果藐视的是其他的、不属于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就不是寻衅滋事的主观内容了。比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案件，为什么有的定故意伤害罪，有的定寻衅滋事罪，原因就在于主观要件的不同。前者往往出于特定的原因，以伤害他人身体健康为目的；而后者则主要是“蛮不讲理”、一脸孔“霸气”，公然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所必须遵循的“以礼相待、以理服人”的行为规则。因此，后者行为显然不同于前者，具有“流氓”的特征。
　　只有同时具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缺少一项，便不能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
　　案例1，抢劫与寻衅滋事。1996年7月的一天，上虞市某镇五名年青人酗酒后并排行走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出租车，要驾驶员拿出“香烟钿”。驾驶员不肯，一青年上前打了其一个耳光。驾驶员无奈，只好从装有近800元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50元给他们。
　　分析该案例时，不少同志提出五人均构成抢劫罪，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应定性为寻衅滋事行为。从表面上看，认定为抢劫罪似乎有道理，行为人有暴力行为，又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但对他们的主观特征进行深入地分析，认定为抢劫罪就不妥了。行为人主观上主要并非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是，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搜身等手段，将被害人身上的700余元钱全部抢去。他们主观上主要还是表现为公然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非颠倒，荣辱不分，视此举为“十分有趣”的言行。因此，更符合寻衅滋事的特征。由于该行为尚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故不构成流氓罪（当时的罪名）。
　　案例2，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1998年11月一天的晚上，裘某等三人在嵊州市某公路上游荡。一辆摩托车驶来，三人以灯太亮为由，拦住车，将二人拉下殴打，致一人轻伤。
　　对本案的争议不大，认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为什么表面上看似故意伤害，而认定为寻衅滋事，原因还是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了寻衅滋事罪的特征。一个道德健全的人，是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拦车并伤害他人的。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如此后果，全在于行为人根本无视社会交往规则，公然藐视他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受尊重的权利，肆意挑衅、侵犯他人，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故构成寻衅滋事罪。
　　案例3、4，起因与寻衅滋事。
　　某日，被告人孙某与另两人在饭店喝酒。在喝酒过程中，孙某给某厂打电话找甲，负责生产的边乙接电话后，孙某与边乙在电话里发生口角，边乙便将电话搁断。孙某便伙同另两人赶去，殴打边乙，致其轻伤。
　　1996年夏季的一天，沈某下河游泳，不慎被他人放置的鱼钩扎伤流血。沈某十分恼火，上岸后，即殴打放置鱼钩者甲。甲妻相劝，亦遭殴打。
　　起因对认定寻衅滋事有否影响，是一个常常困惑司法人员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凡是有起因的，均是“事出有因”，就不是寻衅滋事行为。有的人认为，虽然“事出有因”，但不能以错对错，只要做了违反社会日常生活交往规则的行为，都具有寻衅滋事的性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第一种认识没有看到，寻衅滋事行为的产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是存在着某种原因的。只是这种产生寻衅滋事的原因，在具有正常伦理道德观念的人看来，都不应该是出现随意殴打他人等行为的原因。如上述案例3，仅仅是由于对方没有去叫人便搁下电话赶去殴打他人，表面看事出有因，实际上仍是“随意殴打他人”。因为，诸如此类的小摩擦，在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个道德观念健全的人，绝对不可能因此去殴打他人，“小因”不可能产生“大果”。赶去殴打他人的行为，完全是在其公然藐视社会日常生活交往规则的主观意识支配下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寻衅滋事行为。显然，第一种看法，是一叶蔽目，只见“小因”，而忽视了行为人寻衅滋事的主观特征。第二种看法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谓寻衅滋事，当然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如果有相当的原因存在，就不能说是寻衅滋事行为——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很不对。上述案例4便是如此，行为人因为被违章放置的鱼钩致伤而殴打他人，前因与后果具有联系的必然性——尽管不能以错对错，但此时他的行为，很难说就是由其公然藐视社会交往规则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因为具有正常道德观念的人，于某时某刻，在外因的刺激下，由于特定的个性使然，也会做出过分甚至不道德的行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其是“随意殴打他人”、具有寻衅滋事的性质，而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矛盾冲突，应以造成的后果定性。如致人轻伤，则定为故意伤害罪；如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则是一种一般违法行为或民事纠纷。
　　总之，科学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乃是正确认识此罪的前提之一。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缺乏理性思考,仅凭行为“象不象流氓”、“流氓味道有没有”、“人坏不坏”等经验主义的办法来判断行为的性质，往往会把案件搞错。只有理性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我们才能对此类犯罪进行自觉地分析，正确定性，做到不枉不纵。
　　
　　注释：
　　
　　①单长宗、梁华仁、张军、阮齐林主编：《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②张智辉著:《我国刑法中的流氓罪》，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③⑧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编辑部编《流氓罪法理探索》，第96、3页。
　　④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七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页。
　　⑤《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⑥刘为民著：《痞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⑦《中国黑社会》，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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