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一定的水平。“法律不知父母，只知真实”，“法之理乃法之魂”，“对法律的解释，要探求法律本身的真实含义。”〔6〕（P8）为了适应实践的变化、突破立法技术的缺陷，解释主体要在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探求立法精神进行立法解释。为此，一方面立法者要具备较高的法律修养，另一方面立法者应充分重视学理解释，特别是法学专家的学术成果。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说，当我们要求刑法明确、协调、合理时，应当知道刑法的明确性、协调性、合理性需要立法者与法学者的共同努力.〔7〕(P40)另外，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建立一个专门的立法解释机构（应吸收一定数量的著名专家学者）以提供组织保证，这样既能在主观上对立法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又能实际解决立法机关身兼数职、能量有限的矛盾。并且立法解释的形式应该规范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的解释”，这样简单明了，便于查询和指导实践。
　　2、刑法司法解释合法化、规范化。
　　首先，司法解释主体明确化。如前文所说，刑事立法对司法解释主体的规定存在矛盾，这是立法的缺陷，因此希望立法机关尽快给予法律确定，以便明确司法解释主体的合法性。在此针对司法解释主体的现状，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1）非司法机关不能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第一，根据《宪法》及法律规定，司法权独立，不允许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预。司法解释权内涵于司法权，当然也应只有司法机关享有，因此要杜绝非司法机关参与司法解释的行为。第二，地方司法机关和司法官个人不能享有司法解释权。有的学者根据目前实际中存在的地方司法机关制定一些司法解释文件的事实，提出建立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并且承认司法官享有个案解释权。〔8〕（P58－65）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真正有效解释法律的不是司法机关，不是整个法院，而是拥有审判权的法官和审判组织。司法解释的主体就是法官和审判组织。〔9〕这难免有些“法律现实主义”的味道，好像与说“法就是法官的判决”一样的极端。笔者认为，所谓司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法律的理解和直接运用，因为“裁判者只有适用法律的职务，却没有批评法律的权能。”也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共和国里，政治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一个有关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做出有害于公民的解释了。”司法官只能严格依照法律文字所展示的含义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活动。司法官的法律解释的效力只能限于具体个案，而不能达于哪怕是与其相类似的案件。因此，这种对司法解释作广义理解（如前文提到）的观点似乎将法官的自由裁量和司法解释混为一谈了。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全国实行同一部刑法，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但要对守法者平等保护，也要对犯罪者给予平等的待遇。如果授予地方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例如对“盗窃罪数额”的授权（实质上是立法解释的范围），导致“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并存。同时，各个地方的解释可能会对同一问题存在较大的抵触，那么就导致司法的不统一，平等原则的扭曲。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建议通过“建立备案制度”，由最高司法机关对“二级解释”进行统一规制。〔8〕（P64）可见，司法解释权还是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既然如此，又何必制造“二级解释”浪费司法资源、延缓司法进程的弊端呢？（2）最高检察院应从司法解释中淡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鉴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和“控方”角色，如果其行使司法解释权，无异于“运动员”同时也是“裁判员”，导致审判有失公正。〔4〕虽然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确认最高检察院也享有司法解释权，但是正像2000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中所言，“法出多门”，“不利于保证法律的统一理解和执行”。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下级机关提出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予以的答复和对下级工作的指导应与法律解释的性质不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再独立进行法律的解释，但可以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司法解释权。
　　其次，司法解释的内容应合法化。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独立表明司法解释必须在立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立法机关应对司法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越权现象及时纠正（特别是前文提到的），并针对相关问题做出及时的、明确的立法解释。例如，有的学者指出罪名的确定和罪数问题涉及到犯罪构成和数罪并罚，“罪名解释权属于立法机关”。〔2〕（P110－113）因此，立法解释机关应制定一个明确的罪名解释，而废除“两高”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以便司法统一。同时司法解释主体应加强自身监督，避免越权，一经发现应及时改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权力的制衡、避免司法犯法，才能不降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值得一提的是，应该注意司法扩张解释的正确运用。扩张解释可分为立法扩张解释和司法扩张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司法扩张解释就是按照立法原意把刑法条文作合乎逻辑的、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10〕（P128）笔者认为，如何理解“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成为是否正确运用扩张解释的方法进行司法解释的标准。司法机关进行扩张解释后的内容如果内涵于扩张对象的，就是合法的司法扩张解释；如果进行扩张解释后的内容与扩张对象呈并列关系，则是越权的解释。例如，《关于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故意或者过失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解释就是没有越权的解释，因为“故意或者过失传播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是内涵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所以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的合法合理的扩张解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85年所作的一个批复中规定，对于组织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构成犯罪的，可直接依据《刑法》第170条（79年刑法）的规定定罪判刑。这一解释就是越权的司法扩张解释，因为“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是与“淫书、淫画”相并列，而非内涵于它，将“组织播放淫秽录像、影片、电视片、幻灯片等”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任务应由立法机关完成，这种“大于其字面涵义范围的解释”就是侵犯立法权的解释。
　　最后，司法解释应定期清理。通过解释主体的一元化、解释内容的合法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解释内容上存在的冲突，但最高法院还应该进行定期的清理，一方面避免自相矛盾，一方面使司法解释数量清楚，有利于法律工作者的查询运用。
　　3、促进中国刑法学派的形成是提高刑法学理解释的层次和效能的当然的有效选择。学派以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划分，“学派的形成会迫使研究者思考自己采取了何种立场、属于哪种学派，从而保持理论的一致性、协调性。”虽然法律的解释是价值和正义的判断，不像自然科学可用事实验证，但是学派之争可促使原有理论的完善、创新理论的诞生，从而改变刑法学理解释的现状，提升整体水平。一是需要每个刑法学者不断省察自己的思想，从明确的基本立场出发进行观点的系统化；二是需要刑法学术组织致力于举办广泛高效的学术活动，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学派的形成更能发挥对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辅助效能。对于立法解释而言，其主要在于明确术语、协调立法与现实的平衡，因此不仅要注意立法的历史背景，更要注意解释的时代特征（“同时代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而且在法律上最有力”），学派之争则有助于立法主体从学理领域吸收更符合时代需要、更符合正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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