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是真正的专制。因此，良好的秩序必然追求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特别是当今社会，国家权力呈现出膨胀的趋势，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有效的遏制刑罚权与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与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因此，从现代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刑罚正义的体现呈现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内在统一的价值观念。
　　首先，现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二者的内在统一。从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来看，社会成员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维护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将一部分刑罚权转让给国家，国家就有了对犯罪惩罚的权力，但是对罪犯的惩罚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以犯罪行为为标准，不足或过分的惩罚都是恶上加恶，不会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只能增加最大多数人的不幸，因而，罪刑法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体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国家对滥用了自由权利的罪犯确定刑罚是对其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同时也要受到罪犯个人自由与平等的限制，因为“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话，便是自由的胜利。”“社会自由必须以不妨害他人应有的权利为界限。”这意味着对刑罚立法权的限制。同时，刑罚司法权也要受到限制。例如，孟德斯鸠要求法官判案应当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做出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13〕（6）贝卡利亚指出，“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5〕（11－13）刑事古典学派对刑罚权的限制显然是有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也不可否认，对刑罚权的限制也同样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因为，权力的制约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见，其并非无视社会秩序的保护，而只是间接的保护罢了。当然也应该看到，其所主张的罪刑法定不免有些绝对性和僵硬化。刑事实证学派对罪刑法定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其国家刑罚权来源于社会防卫的思想，例如，龙勃罗梭写到：“社会为物，受进化理论之支配，是则社会为自身进化起见，对于侵害其生存条件之犯罪人，有抑压之必要，刑罚权即从此必要而发生。”在他们看来，只有为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所必要的而且能够收到此效果的刑罚就是正义的，因而，其反对所谓的罪刑法定，由此致使刑罚权有扩张的趋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为了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得刑罚也有轻缓化的趋势，有利于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保护，虽然只是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并且基于此，刑事社会学派强调法官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好的法官来实施，最有学术价值和崇高的法典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来实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美也不要紧。”从而主张给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刑法中，将法令适用到具体案例中不是或不应当像在民法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法律的和抽象的逻辑问题。它必须从心理学角度把某个抽象的条例适用于活生生的人。因为刑事法官不能将自己与环境生活割裂开来，成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机械性质的法律工具。每一个刑事判决对人的灵活鉴定都取决于行为、行为人和对其起作用的社会情况等，而不是取决于成文法。〔10〕（120）而这些使刑罚灵活性的主张恰恰为绝对的罪刑法定所欠缺。
　　现代刑法的法治要求既看到了古典学派的罪刑法定之长，也看到了实证学派灵活适应实践的优点，所以将二者取长补短，最终确立了相对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一方面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另一方面发挥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在利于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好的完善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因此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与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在现代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中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其次，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使二者达到内在的统一。罪刑均衡是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刑事古典学派所极力主张的，贝卡利亚曾对此专门设计了刑序与罪序相对称的罪刑阶梯，边沁则提出一些具体的标准，使罪刑阶梯更加精确、更具操作性，即“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该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越充分”以及“不应该对所有罪犯的相同之罪适用相同之刑，必须对可能影响感情的某些情节给予考虑”。〔7〕（68－70）当代学者也对罪刑均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如哈格认为，“如果法定的惩罚与被感到的所要求的正义更重或更轻，法律便丧失其效果。如果法定的惩罚被感到不足，便会出现私人复仇。如果法定的惩罚感到过分，法官可能拒绝为避免其所感到的过分惩罚而对其明知有罪的人不予定罪，在此类情况下，法官没有权利但有力量挫败法律。而在两种情况下，正义都被挫败。〔14〕（125）但是，对哪些“情节”及如何理解“被感到的所要求的正义”，古典学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实证学派所提出的“刑罚个别化”恰好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刑罚个别化”是基于“人身危险性”而提出的，其既有为了保护社会而加重刑罚的消极影响，但也有刑罚宽容、轻缓化的积极作用。就后者而言，人身危险性小的罪犯需要刑罚的宽容，“当有罪的人最贫穷、受到最大推动、被最大地剥夺其他满足或者最受犯罪的诱惑时，宽容将最大程度地减轻刑罚。”宽容的刑罚意味着对犯罪人的自由更少的剥夺，这正符合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
　　鉴于罪刑均衡的必要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灵活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典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呈现出将二者相结合的趋势。例如，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条，“公正原则”标题下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适用的刑罚和其他刑罚性质的方法，应该是公正的，即与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实施犯罪的情节及犯罪人的身份相当。”此“公正原则”就是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的原则。各国按照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均衡建立的刑罚体系，也进行了刑罚个别化的某些修正，例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3编第2章刑罚制度下设一节“刑罚个人化方式”，主要规定半释放、刑罚之分期执行，缓刑、刑罚之免除与推迟宣告等与刑罚个别化有关的内容。可见，现代刑罚制度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力。同时，刑法中所规定的累犯等刑罚的处罚作为刑罚个别化的一个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了对社会的保护。因此，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刑罚正义观念在现代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中得到更为充分得体现。
　　
　　总之，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只有利于社会稳定并且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其始终的追求的刑罚才是正义的刑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刑罚价值观念才是刑罚正义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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