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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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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受贿犯罪的双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可以适用于一个简单的罪犯行为模型：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因此，任何功利主义者的行受贿行为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他们只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对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予关心（除了间接的）。换句话说，受贿方只关注个人在受贿前后的自身满足，行贿方也只关注个人在行贿前后的利益差别，两者的关注是单方的、直接的，尽管也不排除他们对另一方收益和成本的粗略估算，但核心思想还是本体的价值取舍，只是最终基于对利益选择偏好的不冲突才完成行受贿交易。立足对这一犯罪模式的逻辑缺陷的深入考量，我们便能以审慎的态度对侦破行受贿犯罪做出一个全新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反思。
　　一、“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是以侦破方案设计为基准而进行的客观性评价，而不是指普通视角下案件所呈现的一般性特征。在这一基准下，案件所体现的功利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其他单方行为即可完成的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
　　1、行受贿双方关系存在一定的稳固性。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受贿的法律风险迫使双方在进行行受贿交易时必须谨慎。因此，一般来说，行受贿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与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性相关。
　　
　　图1
　　如图1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完成交易的可能随着双方关系稳固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也就是说，双方关系的稳固度越差，行受贿的风险显示越高，行受贿交易完成的可能性就越小。
　　2、有利益的连接点。由于行受贿双方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因此双方的利益选择必然要有一个连接点。在这个连接点上，行贿方过低或者过高的贿赂都不能促成交易的完成。如图2所示，行贿方和受贿方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两种本来就在不断试探的利益最终在连接点处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结合。
　　图2
　　3、行受贿交易过程的渐进性。一个行受贿交易的完成，常常要经历接触、试探、行贿、获利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支持，具有相应的连续性，并且在相关的事项上会产生对应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缺损，都会加剧行受贿的外部表象，有时更会造成行受贿交易链的断裂。比如，获利阶段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维系行受贿的利益连接点不再存在，很容易引起交易的暴露。
　　二、宏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一对一”行受贿犯罪由于存在以上的显著特征，据此而建构的侦查基础策略必将突出功利主义的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双方关系的稳固度入手，着眼于利益的结合点，打破双方对利益获取的平衡，结合行受贿推进过程的相关信息，切断他们的利益链条，造成双方关系的崩溃，从而实现追诉意义上证据的法律真实。
　　1、模糊侦查理论的应用。
　　模糊侦查理论源于模糊数学，它是由侦查思维具有鲜明的模糊性所决定的。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某规划局长在批准某公司房地产建设项目当中具有受贿嫌疑。反贪局根据此举报信只能得出一个模糊印象，是否存在受贿事实、具体的受贿数额、受贿手段等等都存在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实践当中此类模糊的举报是很难查实的，原因就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模糊侦查理论，我们可以对此设定一个模糊的侦查方向，那就是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为行贿人，对有可能出现的行受贿方式进行模糊化处理，用模糊的形式表现精确的内容。具体的办法是综合分析房地产领域的商业操作规则，初步判断出举报线索的模糊价值，然后再视举报是否署名进一步寻找案件的支撑点。比如，如果是署名举报，可以利用举报者的具体情况充分挖掘举报者的知情信息，先将信息点模糊处理，再从房地产业界内利益人的竞争对手中逐步印证。如果是匿名举报，可以从举报信的行文、措辞、叙事的逻辑结构、对事件的了解程度等模糊地抽象出举报人的大概形象，得出举报内容的一个模糊的可信度、可查度，然后再深入到相关房地产行业，以竞争者的角度参与竞争。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行受贿的内幕往往就是在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处理的技术手段，才能逐渐掌握精确的一线证据。
　　2、博弈理论在侦查中的应用。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如表1：
　　受贿人
　　行贿人    受贿    不受贿
　　行贿    10，10    -8，0
　　不行贿    0，-8    4，4
　　表1
　　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据此，我们可以在行受贿双方如何达成稳定的协议上寻找到侦查的突破口。具体地说，需要综合分析影响受贿方受贿概率形成的因素，影响行贿方抛出行贿邀约的因素，以及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等等。
　　3、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
　　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4、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
　　“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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