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认为“廉洁性”过于抽象，可分为“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将受贿罪的客体归之于“不可收买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国家授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就承担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把它当作权钱交易的砝码，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同样应当看到这种受贿行为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就蕴含了其职责上、纪律上应具有的“公正性”的内容。因此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非法获取其不应得之财物，就必然会侵犯“公正性”的内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现在理论界只是对“贪赃不枉法”时“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性”同样遭到了侵犯。“当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时，即所谓的贪赃不枉法，实际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贪赃’，那么对方的正当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11]所以，将“廉洁性”分解成“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且在国外，源起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离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们现在再对其进行区分，也是与世界潮流相违背。“国外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不约而同地把受贿罪的性质与职务联系起来。因此受贿罪的性质应从职务入手来揭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受贿罪的客体。”[12]
　　〈4〉单一客体、复合客体和选择性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到底是单一客体、复合客体还是选择性客体，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或者通说。在这三者之间，选择性客体理论的缺陷是最明显的。选择性客体理论认为受贿罪客体时而单一、时而复合，不具有固定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理论很明显与客体的一般理论相违背，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具有普适性，放之各种公务受贿行为而皆准，不能因时因地而变。就复合客体而言，复合客体应具有三性，即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在受贿罪的直接客体中能够符合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这两个客体又是“廉洁性”这一客体的分解，能被“廉洁性”一个客体所包容。如前论述再对其分解而认为是复合客体实无意义。在现有的复合客体理论中，都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例如，受贿罪中的“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它们都可能被受贿行为所侵害，但它们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务贿罪这一特殊行为的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受贿罪客体为单一客体。
　　（二）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综上所述，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最后，这一定位也符合了国际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发展潮流，即起源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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