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的国家仍企图以罪犯人权为借口，动辄向我国进行政治发难。为了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大力推进狱政管理科学化，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监狱环境、富有人道的狱政管理、富有人性的罪犯改造、富有成效的改造效果，向世人展示我们对罪犯的权益保障并不仅仅停留于对罪犯基本权益的当前维护上，而是立足久远，从长计议，由特殊公民向普通公民延伸，以人性化改造为举措，向罪犯改造要权益，向改造效果要保障，以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好率，回应西方对我国的人权攻击，蠃得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主动。
　　三、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突破口
　　新中国以来的狱政管理，以科学管理为原则，在狱政制度、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环境等方面，积极进行了大量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实践探索。以今天的科学视角来研读这种历史的探索活动，也许这些活动从总体上都还只是有待于科学演变的事物，但其中不乏狱政管理的积极成果。如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的狱政管理原则；在罪犯改造问题上的“三象”要求；改造罪犯的“三个延伸”；对罪犯进行“三分”的工作；为正确奖惩罪犯进行的记分考核；创建特殊学校与监狱区文化建设；《监狱法》的出台；现代化文明监狱建设；警民联防的社会化安全防范机制等，继承与吸收这些有益因素，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狱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与平台。
　　当然，我们更应当清楚，当前的狱政管理科学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狱政管理工作的高标杆定位，是对狱政管理工作突破传统与现状的新要求，因此要理性地审察狱政管理工作的传统与现状，找到狱政管理科学化实践的突破口。
　　1、狱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制度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狱政管理活动中的人治权威影响仍难根除。依法治监必须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强调法治、履规，排斥着人治、任意。但少数民警不认真思考如何依制度办事，依规范管理，却总是努力营造个人权威，习惯于自己说了算，以人治代替法治。法治被曲解为是用法的威严去治、去吓犯人、去树、去立自己的威信。
　　2、监狱的器物建设经过现代化文明监狱创建活动的洗礼，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监狱物态包括建筑与设施离现代科学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科学含量偏低。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监狱条件仍很简陋，硬件设施不足、监控条件简单，现代科技手段如闭路电视监控、红外线报警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只闻其名、不见其影。二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一些监狱建筑与设施在追求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做到与现代行刑理念相同步。在人类刑罚史上，刑罚理念创新推动的每一次刑罚变革，如宾洲制、奥本制以及我国清末的监狱改良活动，都首先体现在监狱建筑设计的革新上。我国当前监狱建筑的每幢楼房都包含了许多功能，但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从整体上看，封闭有余，显现的主要是监狱安全这个重中之重的地位，而罪犯由获得阳光的天赋权利而生成的户外活动权却缺少应有的建筑设计；各个监狱建筑虽有功能上的分工，但是这些分工不能适应罪犯类型分类、分级处遇的需要，在一个监狱，尽管有若干监区、分监区的划分，而监狱建筑只能体现出罪犯分类和分级处遇的一般性。
　　3、监管安全工作抓得非常着实，但存在的着这样几个需要突破的方面：一是安全理念问题。为了保证监狱的改造安全，狱政管理过程中，有些监狱偏重于监狱安全的静态性，只许罪犯“规规距距”，人为地阻却民警与罪犯的在许多情况下的良性互动，忽视了监狱安全的本质在于动态性，以及对于绝大多数可改造和求改造的罪犯而言，秩序与安全，其实也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也应当是自觉维护秩序与安全的一种力量。二是安全资源配置问题。为了实现静态的安全，一些监狱不惜成本、不计代价，让民警严防死守，天天警钟长鸣。安全固然重要，需要确保，在适量资源发挥作用足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过量地投入资源、混杂资源的效用，不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内耗。三是防范重点的问题。在不少监狱“管人头”防逃跑的措施设施相当得力和完好的情况下，罪犯的逃跑已实现多年的零指标，安全防范工作尚未能及时由防逃跑转向防罪犯安全生产事故、罪犯人际矛盾突发重大事件、以及罪犯心理异常突发重大事件。四是制防缺乏应有的地位。安全防范工作，监狱一般重在人防、物防、技防，对制度防范的价值认识不足。相对于人防、物防、技防来讲，制防是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防、物防、技防能够协调运行的保证。目前，在整体上，监狱缺少具有系统性的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监狱法》对安全防范工作的认识仅止步于警戒。
　　4、罪犯的考核与奖励，定量计分，量化考核，而量化的科学性不足。我国当前对罪犯考核与奖励的依据主要是百分制考核，以计分考核确定改造成绩，以改造成绩决定行政与刑事奖励。考核的量化便于把工作做得精细，但并不是每一项考核都可以量化，如罪犯思想改造，只适宜定性分析，不适合量化考核，人为给定分数易于带来弄权与主观随意性。罪犯的劳动改造分应占有适当的比例，但不能一味地唯劳动数量与质量是举。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可以与罪犯对监狱经济的贡献价值正相关，不能完全体现出罪犯真实的改造程度。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首先不是为了经济效益，而是基于改造的需要，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罪犯的劳动改造评价除了定量考察他的劳动数量与质量外，还应定性考察他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身体状况。另外，罪犯奖惩时，同样的改造成绩，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有时还相差较大的改造奖励，这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法律规制在不同地区不同人员的操作下，就会有评判结果的非同质化呢？
　　5、罪犯劳劳动改造过程中的生产管理是促进劳动改造效果的重要手段，但唯生产的管理在变相地蚕食着生产过程中的狱政管理。监狱生产是为服务罪犯劳动改造需要而实施的改造形式，监狱生产在客观上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不应是监狱生产的指标追求。充其量只应在生产成本上尽可能地进行成本节约，避免浪费。然而当前监狱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生产的任务非常繁重。狱政管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主要帮助着监狱生产，并在向生产管理异化。狱政管理所肩负的对罪犯的惩罚与矫正、养成任务，变相地体现为劳动的强制与繁重、劳动岗位的适应、狱内劳动技能的提高，而罪犯的罪错意识转变、非常态行为的矫正、社会化思想与行为的养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训练。
　　6、“三分”是对狱政管理科学化的积极探索，但“三分”流于表层，有待于细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监狱开始了分类改造罪犯的实践探索，并逐步总结形成了“分押分管分教”的“三分”工作。“三分”工作为狱政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迄今为止的“三分”工作在“分”的问题上显得过粗。罪犯分类只能从性别、年龄和刑期上进行感性分类，在一个具体的监狱，无法根据罪犯的素质、危险状况组织实施理性的分层。没有这样一个前置的理性分层，罪犯的分管其实只能还是一体化管理，体现不出管理的层次。分教工作同样要取决于对罪犯的科学分类。目前监狱一般只能从文化教育方面，根据罪犯文化程度的差别分别进行文化教育，无法针对具体的犯罪类型进行专门性的思想行为疏导与矫正。
　　7、罪犯权益的尊重与保障是狱政管理的热点、难点，也是警囚矛盾在狱政管理中的焦点。狱政管理应当切实维护罪犯应有的合法权益，但什么是罪犯的应有合法权益，仅靠法律列举是不足以详尽概述清楚的，本着自然法的法则，许多权益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应当有权，但是许多公民权利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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