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

　　出路何在

　　2002年6月22日，是马来西亚“巫统”大会的最后一天。下午6时，巫统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演讲台上突然宣布“我已决定辞去巫统主席和国阵主席职务……”此话一出，原本哽咽的他已热泪满襟。在场的人们震惊异常，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新闻记者连现场消息也发不出去，因为在场的2000余人都慌忙使用手机报告马哈蒂尔辞去党职的消息，以致手机线路拥挤再也打不通。

　　政治强人马哈蒂尔的辞职，体现出的是困扰马来西亚国家的深刻政治危机。

　　在政局动荡的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属于比较稳定的一类。马哈蒂尔总理连续执政20年以上，深得人民拥护，并曾领导国家度过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数次重大危机。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更是连续执政达40年以上。由于巫统在马来西亚是“党国合一”，曾有“巫统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就是巫统”的说法。但在此前的1999年大选中，执政党国民阵线虽仍取得193席中的148席，但比起1995年大选的161席已明显逊色。更严重的是，国阵的核心-最大的马来人政党-巫统席数锐减，几乎是靠着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等华人政党的支持才保住了执政地位，而马来人选票的流失率竟在50%以上。

　　核心党政治权威的削减无疑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巨大，这也是所有官僚型政党执政的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最大的问题。马哈蒂尔近期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安瓦尔事件”及大选未能尽如人意等打击，治理马来西亚已不可能得心应手。毕竟他已届72岁的高龄，而时代和新生力量的变化又如此剧烈和难以驾驭。

　　马哈蒂尔宣布辞职几天后，巫统秘书长卡利尔宣布其决定继续担任巫统主席、国民阵线主席和马来西亚总理到2003年10月。党员流着眼泪挽留马哈蒂尔的举动是令人感动的，但迟迟找不到可替代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国家来说并非吉兆。无数政治事实已经证明，一个政党、乃至整个国家的希望寄予一人是危险的。马来西亚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以下几方面努力至关重要：

　　（1）政治制度化。不但要确立新机制，使军队、政党等强大政治力量被纳入到稳定而合理的政治体系中去，而且是把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在制度框架内。在理性基础上相互争论的民主制度才是政治稳定的真正来源。

　　（2）政党现代化。即在政党的性质、组织、结构、机制、参政形式等方面加以改进，并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

　　例如，从法律性质上看，政党属于社会团体的一种。尽管政党是以获取政权、对社会进行定向设计和改造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与国家政权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但政党本身则是由公民自愿参加的组织，是自由结社的产物。政党及其活动不应一直处于宪法规范的调整之外，党的主张也应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政党的政治领导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领导权威，是一种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它的领导权是基于人民的自觉接受和信从，而不是强制和命令。“政党的领导权一旦成为一种对社会的强制性权力，它的职能就发生了畸变。”

　　此外，政党还必须加强其代表性，而绝不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否则当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必然受损。如今年10月在科特迪瓦所发生的政治动乱，就是由于党派利益甚至当权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而当政者不愿退让引起的。

　　（3）建设强大的民间社会。自19世纪中叶独立运动之后，拉美一些国家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民主化进程，至1990年，随着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向基民党人艾尔文领导的民选政府交权，“拉丁美洲已成了一片民主的大陆”。

　　当然，这种“民主”是不完善，有时甚至是弊端丛生的，但毕竟是一个积极的开端。无论如何，在议会中对骂、打斗、泼水总比政变、内战和屠杀要好得多。

　　拉丁美洲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类变化，主要得益于民间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茁壮成长，即中产阶级的日渐强大、非政府组织的明显作用以及工会的特殊功能。以巴西为例，到1993年已拥有1.1万个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位居拉美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巴西也因而躲过了金融风暴，平稳实现了政党轮替。

　　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归根到底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政府或领导人，而是没有现代化的人民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民间社会。针对许多国家目前不断受到挑战的政党政治，我们理应相信，社会自我管理的力量正是现代化政党的真实和惟一来源。唯其如此，政党才能真正成为“公器”，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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