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和1865/66年宪法改革是改变框架的另一个例子。1809年宪法是国会的节制态度的结果。设计者们既反对王权的绝对支持者，也反对激进团体消灭特权阶层和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的主张。国王/政府，国会和法院之间的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孟德斯鸠的学说，但宪法更多的是以前几个世纪不同体制的历史经验的总结[10].政治框架改革的第三个例子是普鲁士的由容克贵族进行的1806年改革。不同的权力关系和变革的其他一些重要的先决条件（例如法律体系）决定了变革的具体结果。例如，瑞典的这一进程持续了五十多年。政治是对所出现的问题的一个逐渐地反映的过程，而这些问题又总是起源于经济变革。

　　通过这种方式，封建制度被消除了。早期的资本主义政府绝不是转变中的经济领域的行为者所要求的唯一的解决之道。他们在争取自由市场的时候在头脑中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他们的设想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挑战。因此，最终的结果与最初的设想比较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削弱了的结果。这些在19世纪早期作为历史先决条件和支持及反对现代化的产物出现的政府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普适的结果。它仅仅是历史性的。新的政府和逐渐发展的自由市场模式可以被看作是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和取代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建构过程的综合产物[11].因此，与安德逊（Perry Anderson） 不同，本文关注于转型[12].政府用一种功能取代了另一种功能，而对于转变本身却未给与特别的关注。与这些视角不同，这里的方法是起源性的和过程性的，自由主义政府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强调网络的机构。

　　二、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政府

　　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政府在正式的组织机构方面和公民崇拜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部分地失去了集中性、简单性和同质性，这在发展进程中是并不矛盾的。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被用来指称在1890年左右在西欧取得普遍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然而在这一时期，一种使政府和社会间的分界变得模糊的进程发生了[13].这一融会进程是逐渐发展的，它建立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两个基础之上。在意识形态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在自由主义政府的有限空间内让位于与新的政治思潮。社会主义者期望加大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强度。，对他们来说，政府是建立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社会责任的新思潮使自由主义广为人知，新的保守主义则把政府看作是社会和物资福利得的最重要的道德中介。所有这些新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是责任。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对本国的工商企业，对国家的繁荣负有责任。当保护主义取代了自由贸易，人们就转而支持政府利益而不是农业和工业的自身利益[14].为了国家利益，政府有义务在原材料和市场方面扶持农业和工业，殖民主义帝国致使政府和商业向连接的方式之一。政府必须对社会整体负责任不仅意味着它必须保护本国的工农业免受国外的竞争，而且工农业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受到保护和提升。商业教育即使在以前不存在的地方也变得普及了，例如英国的皇家学院就是很好的例证[15].在别的政府，这努力通过设立贸易和工业部来促进国民经济。为了贯彻这些新的政府政策，市政服务就变得极为重要了。人们开始重视它的质量，并且要拓展范围。新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市政服务改革在西欧是很普遍的。这对消除外来影响和贿赂，裙带关系等是很重要的。他们只能在政治事务中逐步的被根绝。法国的改革最多，使得他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变得很有效率[16].普鲁斯1866年开始了他的重要改革，这是的不仅王朝本身而且整个政府都成为官僚效忠的基本对象。在英国，1853年的Northcote trevelyan报告被执行了，后来则引进了文官职位的公开竞争制度。改革背后的动力都是一样的，旧的做法必须被废除，只有最称职的人才能来服务于政府。因此，在一些政府市政服务改革并完善了，社会高度整合，雇主协会，工会，民间组织成长并发展起来，商业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整合起来，公司兼并导致了一种新的市场结构，单个公司和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的垄断行为更为普遍[17].

　　一种经过改革的官僚体系是必需的。社会发展的动力转移到新的私人部门的组织中去，这些组织不再仅仅是商业公司，它们成为尽其所能争取其利益的团体，即使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他们与国际机构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反过来政府也要通过建立适当的部门来反映这种关系。不仅资本而且工人也越来越组织化，作为资本家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通过对现行政策的反应，更主要的通过影响决策者，来使政府感觉到他们的影响的存在。政府接受的主要的新责任是由188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技术的大规模采用所引发的人类安全问题。结果使政府不仅需要称职的对现行法律体系的解释者，也需要对技术工具和技术方法进行评估的专家。简言之，市政服务人员必须是传统服务人员和工业化时期专业技术的结合体。技术官僚在世纪之交被大量引入了，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取代旧的政府官员，他们是对现有市政服务在能力上的增强和补充，这种市政服务能力的扩展是必需的。在这一时期西欧政府的主要新发展是旨在扩展政府责任的新的部门和机构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方法的建立。集体的行为和与政府机构进行互动的集体的产生突出了政府不断增长的社会特征。

　　关于福利政府起源和发展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在什么是福利政府这一点上却没有取得共识。一些论者认为每一项政府行为都与大众的个人福利有关是趋向于福利政府或者是福利政府的标志[18].另一些人则对福利政府（公民享有特定福利的权利）与保姆政府（政府提供救济与帮助）作了区分。还有人认为生活水平的相对平等是福利的标志，这就意味着贫困是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就像Heidenheimer所强调的，如果美国是一个福利政府，那末宗教所起的作用将要比它在纳维亚政府或英国所起的作用要大，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考察西欧政府。当瑞典模式在1930年代刚刚试行的时候，社会政策只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是要使一个工人感觉到他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累进税制和社会再分配计划是新政策的一部分，还包括新的行政单位和行政人员的设置[19]，这需要一种新的官僚体制来执行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和他的新的行政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纳维亚问题。1945到1951年的英国工党政府采用同样方式在医疗服务，就业政策，住房等方面使政府承担了新责任[20].在法国，战后产生了一种新的行政形式，社会计划成为新的，经济主导的行政的中心目标。参与和计划都需要通过一个新的层面来组织：福利工人和以他们认为的科学方法来操纵社会的经济学家，社会技术的增长取决于新的政府政策。

　　参与性资本主义政府由一个强有力政府，国会中的稳定多数，一个快速扩张的具有垂直整合能力的行政系统组成。资本家和工人关于增长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的共识也是必需的。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增长代表了对消费品和耐用品的需求的增长，对工人来说他代表了他们对产品的所占份额。管理这一类型政府的问题不仅产生于在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衰微的经济增长。石油短缺更是一个病症而非原因。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症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政府已不再可行。西欧政府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开始。这一时期西欧政府的新发展突出了政府对社会整体的全面责任，公民的富足，经济的平衡发展。政府期望新的有力的政府机关来执行这些政策。即使从一开始他们也不总是强有力的而且很快的失去了权威，计划和福利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被采用了，但是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三、社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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