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长短。这是因为限价刺激了对鸡蛋的超额需求，拉大的供求缺口使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进一步上升。因此要使鸡蛋生产者为国营商店提供足够量的鸡蛋，就必须继续追加补贴。前文中已经叙述，农委的补贴特别是各县乡的补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估计这部分追加补贴也有2000万元。（11）

　　可阐明对初始补贴和再补贴的过程。其中E1为价格管制开始时鸡蛋市场的供求均衡点，P1和Q1分别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当限价水平为P时，政府为启动价格管制制度运行需支付的初始补贴为（P－P）Q1，即面积P1E1AP.但是价格管制导致的供求不平衡将拉动市场价格上升到P2，此时政府为继续维持价格管制需支付的补贴成本将是（P2-P）Q2，即面积P2E2BP，其中追加的补贴成本量为（P2-P）Q2-（P1-P）Q1.只要市政府价格管制制度不变，上述不断再补贴的过程就会持续下去。除非限价水平不断做出上调，否则价格管制制度迟早会遇到财政收入约束而停止。

　　当然补贴相对于购买鸡蛋的消费者来说是收益，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补贴作为一种转移支付只是收入的再分配。但对政府来说，相对于市场调节条件下的情况，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支付，是财政收入的减少。如果这部分资金不是用在鸡蛋补贴中，而用于提高穷人的明收入，则其激励作用会更大，用于其他扶贫开发项目（如危房改造）也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机会成本）。

　　[iii]流失成本。流失成本是同补贴成本的部分流失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当天津市政府对鸡蛋提供了补贴并降低了鸡蛋在天津市的售价后，在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这一格局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在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下，天津市的鸡蛋资源必然存在着向高价位、高收益地区流动和转移的原始冲动。虽然天津市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采取了诸如在重要路段设卡检查出市车辆，向市内鸡蛋运输车辆派发特别通行证等强制性干预手段。但无论怎样严格管理，天津市政府为降低鸡蛋价格所提供的财政补贴总有一部分会流失。比如某贸易公司为了维护原来的贸易关系仍要向青岛和广州等市发送几十万斤鸡蛋；还有一些公市场司采用趁夜间走支路的方式向外地运鸡蛋，则纯粹是为了借差价而赢利（流失到本市自由市场上小贩手中的鸡蛋，其性质与此相同，但因估计困难故略而不论）。这些公司出售的鸡蛋的价格高于天津却低于当地。这样财政补贴就从天津消费者的收入转为这些公司的收入和外地公司的收入。那些放开鸡蛋价格从而吸引天津市鸡蛋流入的地区，则无疑享受到了天津市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同时天津市的鸡蛋供给量因流失而相应减少，为维护拟议中的鸡蛋供给量就需要继续补贴。所以，只要天津市政府刻意维护价格管制制度，初始补贴补贴流失再补贴再流失的恶性循环就会持续下去。流失成本量（估计约几万元）取决于流失的鸡蛋量，但也与限价水平的高低、限价时间的长短有关。

　　如果说相对于市场条件，管制制度中的初始补贴和再补贴仅对政府而言构成成本，对消费者和社会则不构成成本，那么，补贴的流失和再补贴则肯定对社会和政府都构成了在管制条件下完成鸡蛋正常交易需要追加的成本和费用。

　　[iv]时间成本。时间成本是消费者为购买限价蛋排队而耗费的时间总量。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完成一次鸡蛋购买行为所需支付的时间由来回商店的时间（I）、排队等待的时间（II）和他接受服务（取货、交款）的时间（III）三部分组成。假定时间（I）和（III）在任何情况下都需支付且相等，又假定在鸡蛋价格较高的市场调节下一般无需排队等候，那么排队等候的时间就构成管制制度下完成鸡蛋交易需增加的费用。

　　下面试算限价期间一日内消费者为此所损失的时间。

　　据天津市南华里副食商场（110个限价蛋供应点之一）调查显示：限价期间该国有副食商场日均上市鸡蛋4000斤（100箱），每位市民一次限购3斤，每日购蛋总人数估计约500人次。消费者为购蛋排队的队长人数少则30人左右，多则二、三百人。据估计每位消费者排队等候约至少平均需20分钟。据此可算出限价期间全市110个销售点一日耗费的总时间为：T=20分钟×500（人）×110（销售点）＝2.7（万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不休假日连续工作14多年的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0小时）。按照边际生产力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小时工资4元计，则仅排队购蛋一日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损失10多万元（4元×2.7）。当然这只是粗略的推测，目的不在于估计的精确性，而在于指出管制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实质。

　　[vi] 资源的浪费。这也是一种支付出的交易成本。政府对鸡蛋的价格进行管制，降低了鸡蛋的售价，这使消费者获得了政府的无偿转移，从而增加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用同量预算收入可满足更大的需求。E1 为价格管制开始时天津市鸡蛋市场供求均衡点，P1 和Q1 分别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当政府将价格限制在P时，对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而言，面对收入既定而商品的相对价格比发生改变的条件，由于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他将增加低价格商品的需求（吉芬商品除外）。这样在限价水平P下，消费者的同量预算收入可实现对鸡蛋的需求量将由原来的Q1 增加到Q2 .

　　进一步由于补贴是体现在鸡蛋这一有形的商品中，使消费者感到购买是取得补贴、享受廉价资源的唯一方式，其预算约束被软化，消费需求被扭曲，从而使得它们的需求规模超出其通常预算而成倍地增加。这表现为需求曲线在管制价格以下发生转折。可以看出，虚线D＇表示在同样价格下需求量更大。

　　在对天津南华里副食品商场的调查中，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在鸡蛋价格不受管制时，鸡蛋的日上市量为1600斤，人均购买量为2-3斤，而且是随来随买，无排队现象；而在限价期间，鸡蛋的日上市量达到4000斤，人均购买量增至10斤，而且每天都有200-300人排队等候。如此膨胀的购买量往往超过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了这样的事例：有的人在家中储备了几十斤鸡蛋，因来不及食用，再加上天气炎热，一个月后拿着变质的鸡蛋到商场要求退换。超过实际需要的资源被浪费了，对社会来说就是额外的成本。

　　以上分析的各种成本都是在管制制度下必然发生的，而在市场调节制度下却不存在。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分析表明，鸡蛋价格管制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使鸡蛋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而是使其大大地上升了。即使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补贴制度相比，其交易费用也大为增加了。这是因为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比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些，但比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的层次和渠道还是较简单的。发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因实施难度的加大必须增加层次和渠道，从而交易费用必然增加。这是价格管制制度最终被天津市放弃的根本原因。

　　五、管制制度没有完全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应当涉及鸡蛋这种商品的属性与价格制度的关系，以及天津市政府实行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基本目的。这是因为如果鸡蛋按惯例确属应管制的产品，或者如果市政府实行管制的目的基本达到，则交易费用的大小或增减并不会构成这项管制制度继续实施与否的唯一因素。

　　制度安排从实施方式看，从理论上可分为市场诱导性的和强制性的两大类。天津市1995-1996年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应该说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实施，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看，其依据主要是矫正市场经济调节的失灵、失误或缺陷。比如维护公正分配，保持经济稳定，产品属于非价值产品或公共物品，或其生产过程存在外部不经济等。鸡蛋显然是价值物品，不是公共物品，其生产过程也不会产生外部不经济问题。所以鸡蛋价格管制主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