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终极权威为支撑的，而西方私权神圣的传统是以终极权威为参照的，而与最高权威相抗衡的。依靠最高权威的中国社会是韦伯所说的“奇理斯玛型”社会，其社会的正当性来自于实有的最高权力，并通过终极的权威建立起“和合”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统一，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道意蕴，人道思想也是现代社会人权文化建设的重要渊源，因为人权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和国家，对于财产权也不能一味强调其防御性。西方传统中关于财产权的自然法根据受到分析实证主义的批判即是明证。财产权的自然法根据不利于国家对财产权的合法征用，在现代社会其负面意义已经逐步显现。因为财产权并不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只是来自国家的侵犯必须是一种合理的侵犯，在这种“针对国家”的结构中，不同的权利根据使财产权处于“防御国家的不当侵犯”与“国家可予正当侵犯”的二律背反之中，[11]而对这一现代性矛盾的消解，有赖于中国强调和谐的人道文化与西方强调对抗的权利理念的文化融合。

　　时至今日，古老中国历经沧桑，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人权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名词”，对私权的保护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作为公民权利的宣言书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于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并对国家征用及补偿作出了明文规定，这表明我国对人权保护的步伐已经逐步加快，中国的宪政建设又迈进了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页。

　　[2]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5页。

　　[5]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6] 金勇义：《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7]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页。

　　[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7页。

　　[1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页。

　　[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8页。

　　[11] 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J] 2003.1。

　　山东大学法学·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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