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是运用替代性手段，即首先发育新要素来取代旧要素，并运用新要素承接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重新整合社会。随着改革深化，权力内核愈来愈注重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调整利益关系并控制社会。正因为如此，放权式改革并未削弱权力内核的核心控制力，正是这种核心控制力，使中国的改革能够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保持总体性稳定。
　　　　内核与边层的互动：放权式改革推进
　　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依次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适应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适应边层的改革，将局部经验提升到全国性政策，进行扩展性改革；其二是引导性互动，即权力内核通过主动性试验，加深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建立宏观体制架构，推进改革；其三是自变性互动，即权力内核在适应性和引导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吸引力，从而成为改革的主动推动者。
　　放权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自主性社会，由此形成权力内核——边层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权力内核居主导性地位，权力内核的行为很少受边层的制约，尚是一种非均衡互动。但权力边层的变化也构成了对权力内核的挑战：挑战之一是边层社会对权利内核的侵蚀；挑战之二是新的权力边层的离散化倾向：挑战之三是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尚未制度化；挑战之四来自于社会和基层民主化的压力。
　　面对边层的变化和压力，权力内核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加强制度创新。首先，权力内核要改变领导方式，进一步下放权力，尽可能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主要成为社会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特殊利益之上，成为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才能超越社会矛盾之上，增强对社会的吸附力。其次，运用中央控制资源和分配财富的特殊权力，扶持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防止边层人群的脱序。第三，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化。随着法治体制的建立，作为执政党，最主要的是控制中央的规制权和资源分配权，以此控制地方。基层地方实行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地方行为有明确的制度性预期，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执政党更能集中精力把握前进方向，协调各方利益，增强其吸附力。第四就是加快权力内核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权力的更迭和权力获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扩大竞争性参与。如许多地方正在推行的“公推公选”和“票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