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数量可达12.24万。如果每个市政领导岗位有3个竞争者，那末，本世纪前20年将有36.72万人应持“市长资格证书”。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本世纪前20年，广义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的条件下，全国城市几千万公务员队伍中，有几十万人持市长专业毕业证书不能算多。虽然持有“市长证”者不一定能被选任为市长和副市长，但持有“市长证”的大多数人将在市政领导岗位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其他岗位上工作，这对加速和正在实现城市化的我国，的确是件好事，它将改变和优化城市公务员的素质结构；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水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务员的竞争机制。
　　由于市长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长必然成为城市管理者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职务和职位，同时它也应成为一种职业。长期在市长的岗位上工作，使市长的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即市长的职业化，本文认为，应提倡市长的职业化，这是我国市长建设的发展方向。市长作为一种职业，市长的任职、晋升以及工作调动还应是市长或副市长，尽管变动后的职务行政级别或相同或不相同。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优秀的在任市长因国家需要，选任其它岗位。市长的职业化，还应有严格的市长职称制度相配合，市长既是一类职务，同时也是一种职称，市长职称还应有序列化等级，比如，设见习市长、候补市长、一级市长，二级市长、三、四、五、六、七、八级等级别以及荣誉市长等称号。同时，市长任职也应实施程序化。诸如，其职务与职称可以一起晋升的情况和条件，晋升职称而不升职务的情况和条件，市长职称和职务可越级晋升的情况和条件，市长的职务和职称的高低极限及其相互关系、晋升细则，市长连任的晋升规定，以及晋升程序与选举、任命怎样结合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回答都应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科学论证，并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必须说，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与市长的职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市长的职业化是市长任职的稳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市长职业化的保障。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培养和塑造市长亦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杰出市长的形象魅力的产生和增强，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一定时间；市长的管理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及其业绩创造，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保证市长施政方针的连续性，以及由于市长工作出现某种失误而改正错误、检验和评价市长的功过，都需要一定时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上个世纪，许多市的市长走马灯似的频繁变换，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换了六任市长，尽管不少市的市长任职变动，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许多情况下给城市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应在21世纪重演。为此，我们主张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换届进行市长的提名时，应支持、鼓励市长连任，由此保证和促进市长任职的稳定性。
　　　　三、结语
　　21世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在更高水平上发展并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时代。由于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以及WTO规则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也正在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完成城市公共管理划时代的变革。当然，作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组成部分的市长建设也应与时俱进，但我们不能步西方市长的后尘。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市长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不少弊端。西方国家的强市长等市长形式以及正在实施的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的市长建设以及城市管理观念、管理手段的变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由于中国国情和市情的特殊性，我们对此也只能是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按照小平同志的预言，21世纪中叶我国有望实行市长普选，但也绝不会是美国那种市长竞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长选任制度。按照“三个代表”思想要求，我国市长理应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也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国市长的使命和责任重大，一大批高素质符合新世纪要求的优秀市长的培养是当务之急。市长职能的发挥及其政绩不仅要影响省、自治区及国家机关、部门的管理绩效，同时也为我国2万多小城镇镇长形象树立了榜样。由于新世纪我国市长全才和通才素质的提高，以及市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市长的管理艺术水准及其职能发挥将从整体上趋于平衡。中国的市长们将在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人格魅力，从而使市长形象大大超越西方市长。21世纪的中国市长应该更加谦虚谨慎，鞠躬尽瘁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同时，也要在公共服务的技艺上更上一层楼。当然，亿万市民及全国各界各阶层人士也应理解市长、爱护市长，支持21世纪中国优秀市长的培育和塑造。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国市长要在新的时代为世界城市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做出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