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了陷入困境的合肥雨具厂和合肥家用电器厂，接管其全部债务和职工，使威达电机总厂当年负债就增加到1800万元，并且其后三年连续亏损。

实际上，这种购并动机的背后是一种对企业破产的替代机制。由于我国现行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我国社会承担不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破产，用购并代替破产，一揽子解决被购并企业的债务、职工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职工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问题。购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本企业化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减少社会动荡。

2．存量调整式购并――优化资源配置的动机

我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通过购并活动，可对国有企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存量资产的运行效率，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政府推动的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3．扩张型购并――组建企业集团的动机

随着我国民族工业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实行强强联合，组建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国家队”，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也我国目前企业购并行为的一个主要动机。

4．投机型购并――获取低价资产的动机

获取低价资产，是我国社会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据统计，1987―1989年期间，我国大约有80％的企业购并动机是为获取被购并企业廉价的土地；如果是跨行业并购活动，则100％是为了获得廉价土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征地审批程序复杂，交易成本极高，而目标企业占有的国有土地一般都是无偿使用，许多拥有大量土地的亏损企业，其土地的实际价值比其固定资产的总和还要高，而在购并交易中，国有土地未作为成本列入交易费用，这就造成了目标企业的估价过低。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政府急于消灭亏损企业，在并购中采取“资产上算粗帐，效益上算大帐”，造成被并购企业估价普遍低于实际价值，甚至许多被并购企业的资产未被计价。这些因素曾导致投机型购并盛行一时。

5．资源型购并――享受优惠政策的动机

通过购并可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政府的减税、免税以及财政补贴等。这是我国企业购并的又一个重要动机。这种购并往往发生在民营企业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购并上。由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两类企业区别对待，许多民营企业希望通过这种购并，获得原本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有的特殊资源。这也是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环境下所特有的一种购并现象。

6．管理型购并――降低代理成本的动机

在我国企业规模与行政级别相联系的制度下，通过购并活动，扩大公司规模，相应也能提升企业管理者的行政级别。这是一些国有企业购并的另一个重要动机。购并之后，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收入虽然变化不大，但是行政级别的提高对其自身的利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管理型购并在我国的特殊表现形式。

对上述各类购并动机，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可以得到表2的结果：

企业购并动机理论的一般思路认为，购并动机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及多元性特征。从以上对我国企业购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上，体现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所特有的一些购并背景；在空间上，体现出多种所有制的企业类型、不同效率的企业结构并存时所特有的一些并购动机；在多元性上，特征还不是特明明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约束下，以政府主导的单一动机购并占据了绝大多数。另外，从表2中可以发现，我国企业购并动机中，行政维占据第一位，是企业最主要的购并动机；而经济维则占据第二位，且处于较低的经济层次；至于战略维，在我国还未能成为一种主流购并动机而被广泛使用。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购并动机(见表1)不难发现：我国企业在购并动机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购并动机正在由经济维向战略维过渡，那么，我国企业购并动机则还停留在行政维上，甚至经济维的购并动机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基于我国改革过程的不断推进及加入WTO，行政维的购并将逐步隐退，取而代之的将是以经济维和战略维为主流的购并；同时，企业购并的动机会更强地显示多元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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