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存在的动态竞争优势和利润的差距；（3）企业能力理论虽然看到了新制度企业理论的缺陷并对企业动态竞争优势和长期利润的来源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察，其“核心能力”的最终结论却混淆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并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13］的怪圈。事实上，企业的核心能力效率最终仍要通过企业的交易属性和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这是因为作为一种默会性知识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一种“潜规则”或制度，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不仅可以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可以达到高度的激励兼容，更重要的是它把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凝聚为一个共同体，同时对外构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学习成本门槛，从而保证了对其他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和对正利润的获取。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事实上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核心能力的激励功能［14］，企业核心能力效率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制度效率；（4）以上三种企业效率还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缺乏对企业制度与其制度环境之间契合关系的考察，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建构”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了次优的适应性效率，从而最终揭示出了现实世界中的企业效率。
根据如上分析，有如下启示：

1、企业效率首先是一种制度效率。
考察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效率归结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没有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及其效率纳入研究的视野。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企业生产获得了“制度结构”从而真正发现了企业本身。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效率归结为企业制度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功能；对企业能力理论的反思发现企业制度还具有激励功能；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的批判使我们了解现实的企业效率其实都是面临制度环境变量约束下的适应性效率。最终我们发现，企业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的综合，企业制度效率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着重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效率首先是一种制度效率。

2、企业制度效率具有双重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但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以及企业——市场两分法的视角，因而仅仅发现了企业制度作为交易关系规制结构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反思发现企业制度还具有培育和塑造企业核心能力亦即核心竞争力的激励功能。这是对企业制度功能的一种拓展。这揭示出，企业对核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寻求必须首先从优化企业制度安排方面考虑。

3、企业制度效率是一种“适应性效率”，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
新经济社会学的考察表明，现实企业都只能获得适应性效率，其根源在于企业制度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以及社会建构性质。这预示着，不存在某种带有普适性的企业制度安排，任何国家为了提升企业效率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其自身制度环境必然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⑴  参见：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⑵⑷⒀  参见：安同良 等，《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02年第三期。
⑶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⑸  参见：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⑹  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⑺  制度环境和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但一般来说制度环境具有相对静止性。
⑻⑼⑽⑾⑿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⒁  事实上经济史学家诺斯早已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揭示了制度的激励功能，却没有在微观上具体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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