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逻辑困境），其核心目标就是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大化。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其具体的投资决策和生产决策，只对其进行同其它非国有企业一样的间接调控。有人对国有企业岂不又多了一个“婆婆”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首先，国有企业不是多了而是换了一个“婆婆”，国家没有因此而多支付成本，只是把相应成本的花费者由政府转换为国有资本委员会，由于没有了政府部门的官僚、拖沓、扯皮，成本（尤其是无形成本）的花费量只会比现行管理体制低得多；其次，国有企业不是不要“婆婆”，而是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婆婆”，一个完全按经济理性行事的“婆婆”。
    （二）设立一套能全面评估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指标和综合指数。林教授提出通过“平均利润率”间的比照来评估企业经理的绩效，但该项指标顶多只能评估一个企业既有的赢利状态，无法对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发展潜力做出评估。所以，对企业不应用一个而应用一组指标进行评价。大体可分为四类：（１）赢利指标。如资本利润率＝净收益/股本总额,主要反映企业的综合赢利能力；资产利用率＝经营总收入/总资产，体现一家企业的资产水平。（２）安全性指标。 如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该比值衡量企业的负债程度；投资比率＝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可衡量企业资产结构是否合理。（３）流动性指标，如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４）竞争潜力指标。如职员中科研人员的比例；每年专利申请数目；研发费用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等。这显然借鉴了银行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能在不干扰企业具体事务的情况下实时追踪企业的运作态势，现代金融系统和信息技术又为建立这种评估体系提供了技术手段。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企业家绩效的综合性指数。国有资本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完全可以藉此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努力程度和职业品质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国务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派驻稽查员，只管查账，不干预企业经营，说白了，这些稽查员是搜集真实、全面的企业内部信息，以消除信息的过度不对称。但他们只是信息的采集者和传送者，与此相配套，还应有一个专业的信息处理、分析和相机决策机构。这说明，稽查员制度的形成已日益显现出建立国有资本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构筑起完全适应市场运作机制要求的新型政企关系和新型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是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充要条件，但对每一个具体企业而言，这仅仅只是一种必要条件。无论怎样，它至少可以为建立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者选拔、激励、约束和评估机制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由于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分开”一下就能“分开”的。政府确实面临着最大的考验：既是改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又是被改革的对象。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也只有解开了这一“死结”，政府对企业在经营、管理以及兼并等市场行为上的非正常扰动将不复存在，政府与企业间相互依赖与相互转嫁负担的痼疾将彻底根除，企业经营能力的成长、管理水平的提高、并购技术的完善才会沿着正常的路径不断演化，学习效应和竞争压力定将加快这一演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革》,1995年第3期。         
    [2][3][4][5][6]  张维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月23日。
    [7]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8][9][10]  林毅夫《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改革》,1995年第3期，第17页。
    [11]  李家祥.《资本吸引资本规律与我国企业兼并》.《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第52页。
    [12]  吴敬琏.《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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