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进行改进的新思路，或者称得上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往往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因此全面收益报告进入“立法”和实务之前，我们还需要慎重周详的研究，需要认真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辅之以其它途径的配合和“补偿”，并向社会寻求尽可能广泛的支持，以促使业绩呈报制度改革的顺利进展。

    最后，在全面收益报告的国际大趋势下，我们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可以想见，全面收益报告取代利润表已经成为一个“在路上”的安排，这与我国业绩报告制度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值得我们深思。基于现实国情，我国最新的会计制度安排，在强化会计信息谨慎性和可靠性的同时，而距离相关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以历史成本和实现原则为基础确认的收益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安排，现有的收益信息还成为政府税收和利润分配的依据，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起着特殊的作用，也是决定公司发行股票、上市、增资配股资格以及暂停或终止其股票上市的重要依据。所以变革现有的收益模式，必然会触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甚至于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要作相应的改变。可能的做法是它们将对会计信息进行重新加工、改制或者延伸，以适应自身的目的和特殊需要，但这已经不是会计自己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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