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合理的东西，明天会发现其不合理之处，这既有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人员的局限性，也有实践的发展这一因素。所以要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

　　第三，提高会计师的职业判断水平。国际会计准则生长背景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很大区别。无论是从国际会计准则所依据的概念和假设来看，还是从国际会计准则的形成过程看，国际会计准则都是以英美国家的会计模式为蓝本。比如，会计目标的界定，强调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需要，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侧重的考核管理责任，政府监管；在会计准则的实施上，更多地依赖于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对照和解释；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倾向于公允价值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的测定、实质重于形式等会计原则。从我国会计实践来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市场，从法律传统看，我们更接近于成文法，几乎没有依赖律师和会计师职业判断的传统。在中国引入职业判断是一项与制定会计准则同样重要的事情。在计划经济会计模式下，我们是不需要会计职业判断的。搞市场经济，发展证券市场，从本质上改变了会计的命运，要求还会计反映经济现实的应有面貌。坏账准备、折旧年限、摊销年限、收入实现、费用归属，这样一些原来属于财政经济政策范畴的东西，成为需要会计师根据会计核算制度加以判断的东西。中国会计师需要培训，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提高更是当务之急。

　　第四，推动会计准则的理论结构建设。早就有同志建议，应当建立中国会计准则的理论结构，作为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导。应当承认，会计准则的理论结构对于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性质，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条件进行理论的归纳，还跳不出就事论事的、“救火式的”会计准则立项方法；再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性质、中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等等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在对以上这些问题没有得出有把握的结论之前，试图搞中国会计准则的理论结构，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展望新世纪，在看到目前搞会计准则理论结构的条件尚不具备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会计准则理论结构建设对于制定会计准则的重大意义。《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资产作了全新的定义，目前正按照这些定义对会计核算制度进行修订。从一个方面指明了理论对会计准则的价值所在。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应当对会计准则理论结构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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