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而受益有限，就不会有国家愿意使用这样的准则。

　　（二）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受其客观条件的约束

　　贸易和服务的全球化导致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等等，这一切都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会计语言的统一和可比，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会计这门商业语言的国际通用化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迎来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成立和国际会计准则（IAS）的产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建立一套可为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任何一种制度的采用都是考虑成本效益的。所以，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在国际会计准则推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利经济后果，国际会计准则从一开始就必须建立在原则导向基础之上。各个国家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积淀的不同使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只能通过原则导向制定国际会计原则来协调各国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必须考虑的是会计处理原则等这些一般的、共性的方面，具体的、特定的会计处理方法则需要准则执行国根据会计原则和自身的具体情况去选择。

　　会计准则的制定总是和一定环境相联系，我们不应该脱离一定的环境来泛泛地空谈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对IASB来说，其选择原则导向的准则制定模式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这是和它的目标相联系的。ASB想在全球实行统一的会计准则，太细、太具体的会计准则显然不能包含全球太多的经济差异，不利于其会计准则的推行。所以，这促使IASB选择了原则导向。

　　（三）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经济因素影响

　　基于企业契约理论，国际会计准则是监督世界各国企业契约签订和执行而产生的一项制度安排。不同的会计准则势必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导致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决策差异，以及各国企业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影响了各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国际会计准则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且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安排。

　　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影响世界各国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其制定过程必然引起各国利益集团的关注和参与，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各方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刘峰指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化的程序，讨价还价与强势集团，对最终的准则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沿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各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的选择空间，利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剩余制定权进行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也表明，各个国家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非随意且无约束的，他们总是要考虑各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等的约束与限制，最终选择他们认为是“得大于失”的方式。因此，具有更大会计选择空间的国际会计准则，虽然有着更大的契约空间，有利于国际经济交易业务代理成本的降低，但是，要确保契约的有效执行，保证各国利益不受损害，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国际监管机制，以增加各个国家的违规成本。

　　三、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理性选择

　　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应该继续走规则和原则相结合的道路，以原则为导向，以规则支持原则的实现，规则的制定紧紧围绕原则，会计准则制定以实现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为出发点。总之，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在继续坚持原则导向的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会计环境与会计信息提供和使用者的构成变化提供恰当的规则约束，尽量重原则一些，轻规则一些；增强可操作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要参考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情况；会计准则的制定要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避免盲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思想。最后，我们制定的会计准则不仅要努力保证会计信息达到符合规则的真实性，更要保证会计信息达到吻合经济业务和经济交易实质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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