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U名和U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条件，U名（德，才）和U利=U利（德，才）的结构也不相同。一般情况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下，导致德与才的投入结果有这样四种情况：德的投入量增加，才的投入量增加；德的投入量增加；才的投入量减少；德的投入量减少，才的投入量增加；德的投入量减少，才的投入量减少。产生这样四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条件下，德的投入与才的投入会产生不同的收益（这里收益包括名和利两个方面）回报率。一般来说，德的投入有一定的成本（这里成本包括名和利两方面的损失），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收益；同理，才的投入也有个成本和收益问题。对理性的主体而言，只有某一要素的收益大于成本，才能导致该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于德与才的投入而言，也有同样道理。一个良好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应当是第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既有精神文明，也有物质文明，社会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只有不好的制度，才会产生第四种情况，这时，社会既没有物质文明，也没有精神文明，社会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全面破坏状态，如人类社会的战争，就体现的是这种状态。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也是一种不均衡和不理想的状态，应当努力改进之。
   一般情况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总体状态来看，人类社会主要是表现为第一种状态。即从总体和整体看，人类社会是在向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升的方向演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片断和局部来看，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较为具多。第四种情况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只具有局部和短暂的意义。每逢在社会大的转型和变革时期，第四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对较高。转型本身就是一个总体问题，既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以，转型为个人利益的扩张提供了秩序空间，这时就有可能造成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有可能使生产系统呈现出对个人利益的高效率但对社会利益的低效率，从而使才对社会的贡献度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价值系统的紊乱，有可能导致德的无所适从，其结果只能使德的彰显趋于萎缩。当然，转型有可能使德的价值系统得到重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并且只能是在转型完成以后。但不管怎样，德的价值系统稳定性是保证德的投入量增加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稳定的德的价值系统才能为德的投入与产出提供稳定预期；反之，则反之。要实现第一种情况，社会竞争制度必须应当为德和才的投入都提供足够的回报。如果一个社会只对德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对才激励不足，其结果就会导致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社会只对才提供足够激励，而对德激励不足，其结果就会产生第三种情况。
    社会竞争制度如何才能为德与才的投入提供足够的激励，关键是社会制度应体现公平性、竞争性、人道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公平性就是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社会应当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所谓竞争性就是社会应当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应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允许人们去积极竞争并为竞争者提供良好的竞争条件。所谓人道性就是社会应当有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当能让弱者得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公平性和人道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催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和人道，同时也就失去了秩序和道德。竞争性是社会活力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竞争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只能以停滞和循环的形式存在。同时，社会的竞争性既为德的产生提供需求，又为才的产生提供供给。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是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的有机统一。
    如何实现社会制度的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以及三者的有机统一，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制度本身是人类长期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但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所以，在制度创新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并努力使这种优势转化为社会效益。
    问题是，政府也是一个由大量“经济人”组成的联合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有政府参与的利益博弈并不能保证制度创新的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对此，可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要大力发展民间各种非政府组织。组织化是变弱性为强势的一个基本条件。民间力量弱小与分散化有直接关系。大力发展民间各种非政府组织，主要应靠民间的自组织；同时，政府应当努力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给予民间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各种可能的支持。二是寄希望于政府内部握有核心权力的领袖人物的有力推动。政府的改革必将涉及政府官员的整体利益，但改革的成本落到每一个官员身上，其体现的效用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官员更偏好名，有的官员更偏好利。同时，对于改革而言，改不改，如何改，对其产生决策的最主要影响力来自于核心权力及握有核心权力的领袖人物。所以，这时领袖人物的偏好就成了影响改革的关键变量。如果领袖人物更偏好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富于个人牺牲精神，又能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这时，一种良性的制度创新就有可能出现。三是寄希望于民间组织与领袖人物的有力互动。
    另外，不管用哪种办法推进政府改革，有效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稳定。这里稳定应是社会整体的基本稳定。改革可能造成局部的不稳定，但社会整体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后果会很糟。但稳定又有可能延缓制度创新的进程。所以，改革和稳定，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一方面改革有利总体和长期稳定；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不稳定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政府。当然，政府并不具有必然的条件保证其在制度创新中能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但并不排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在政府方面，而非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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