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卢卡斯认为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的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内部效应，即对投资者本身的生产率的贡献。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是专业化知识，这些人力资本能产生外部效应，又叫溢出效应，即对投资者以外的要素的生产率的贡献。重要的是外部效应，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果是不仅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增加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了生产中的递增收益。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

五、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问题

国内有不少这个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分析了国内现有的分配制度的优缺点、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本的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等问题。

1．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个人收入分配的原则应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我们认为把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等同于工资理论是对马克思原则的误解，按劳分配内容应该是，在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做了各种社会扣除后的全部个人消费品。工资性所得根本就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与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需要扣除、补偿一样，是消耗掉的人力的补偿价值。劳动者作为自身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物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有权利参与收益分配。人力资本的收益权是指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补偿了其劳动消耗，即得到了工资性收入的前提下，对于人力资源的盈余价值——税后纯收益，有参与分配的第一位的、天然的特权，并应通过法律予以保障。因此，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应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和物力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实现中的条件作用来分配 (徐国君、夏虹，1999)。

2．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发挥效率。在大幅度促进高新技术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人们大都关注着技术本身的演进，以及政府集中国家力量进行攻坚的力度，却往往忽视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即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从人力资本的特征来看，其具有创造无限性、监督的有限性和消耗的差异性，所以要提高人力资本开发与使用的经济效率几乎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满足人力资本的报酬要求，即实行充分的激励制度。例如“自由竞争”与“充分报酬”就是美国硅谷形成与发展的两大根本性因素。激励创新最核心的两条：一是产权激励，二是依法保护收益。现在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年薪制和期权制(苏东斌，2000)。

3．从“脑体收入倒挂”现象来说明人力资本没有得到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脑体收入倒挂”的一个基本标志是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体力劳动者、高科技劳动的收人水平低于低技术含量劳动的收入水平，表现为两类劳动收入水平的倒置。在中国人力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脑力劳动、高技能劳动相对收入持续下降、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现象。这是令人费解的，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第一，“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第二，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与应用受到强烈干扰；第三，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以及人力资本质量普遍下降等许多不好的影响(刘迎秋，1997)。

4．向落后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反贫困的有效途径。认为一种长期扶贫战略就是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工代赈”、“优惠贷款”和“项目扶贫”及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贫困地区一些特殊优惠政策，都未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即贫困地区一个共同特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落后和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极端薄弱。所以无论上述对策设计得如何完美，没有贫困地区人的智力结构的优化，没有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度增加，反贫困就不会真正取得成功(向恒，1998)。

5．人力资本与再就业的关系。把人力资本具体分为文化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健康状况及下岗后接受职业培训情况等。通过实证资料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诸组成因素中，职称或技术级别是唯一对职工再就业情况起显著作用的因素；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对再就业的职业声望有较显著影响，并且后者的影响力大于前者；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对再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并且前者影响力大于后者(赵延东、风笑天，2000)。

总之，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一方面是传播人力资本理论；一方面是利用它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如收入分配和反贫穷等问题；也有对理论本身进行大胆探索的方面，如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的研究。但对人力资本的核心理论如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效率等方面缺乏研究，并且绝大部分研究缺乏实证分析，以至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但人力资本研究和发展是很有前途的，这种前途来源于人力资本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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