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的刺激，但是在监督约束机制之下遵循人力资本产权权责，才能保证产权权利、权能和权益的实现，也才能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真正完整。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均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之上的，两者有很多的相同之处：都是经过了两级委托，所有权都属于它所在范围内的“全体人民”，两者的建立都依靠了所在政府的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支持。但是两者在管理机制上，特别是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上，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同造成了双方的区别：在国有企业，全民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几乎无从履行对国家使用全民资产的直接监督，只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从立法的层次进行间接的遥控监督，所以，监督机制处于一个“所有者缺位”的状态。而乡镇企业社区成员因与企业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使其更有积极性也更容易观察企业经营过程的绩效。同时，乡镇企业还通过对经营者设立明确的重罚措施进行约束，如温州模式的有些企业规定经理必须向公司缴纳风险抵押金（财产或现金），一般是经理年工资的10倍左右。但与之相对应的苏南乡镇企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造成企业经营者的依赖心理，当企业发生亏损时，经营者无需直接承担经济责任，亏损由镇村集体承担。由此可见，在监督和约束层面上，作为乡镇企业的经营者比国有企业经营者存在着更多的外在监督方式，使其人力资本产权权责更加明确，产权的约束功能更明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企业经营者在剩余权利、经营决策权、产生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影响了经营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和监督努力程度，最终产生了两类企业以及不同类乡镇企业之间企业经济效率的差异。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不能简单依据企业经济效率差异性来判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行与不行。企业经济效率高低关键取决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要看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否使人力资本产权得到了有效界定、充分保护和合理实现。诚然，在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如果能在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中，把人力资本产权的权利、权能、权益和权责进行合理有效的界定，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同样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率，浙江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2）企业产权结构的合理安排关键是要充分界定清晰人力资本产权。在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契约中，只有人力资本产权才对行为者具有直接激励约束作用，也只有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性才是造成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条件下工作，他的经济行为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界定和充分保护。因此，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界定是经济主体有效劳动供给的前提，也是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

　　（3）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核心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是企业产权结构合理安排的关键，而经营者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决策者和对其他成员的监督者，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要形成企业产权结构合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就是要充分界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因为企业中普通员工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并非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国有企业中，我们一直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隐含地赋予了企业员工“主人翁权利”，如企业中的职代会机构设置，其实是将企业股东（广大人民）的权利通过主人翁地位的政治赋予界定给了企业中的普通员工。通过职代会，普通员工可以在一些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决策中对企业管理层施加压力。这显然比乡镇企业的普通员工具有在企业中的更多权利分享，但这种普通员工对股东部分权利的分享并未给国有企业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核心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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