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亏损或用来冲击6％配股底线。可能的盈余管理的动机既有筹资动机又有公司形象动机。

　　（3）（6％，10％）区间同样可能同时具有调增调减两种盈余管理行为。调增的目的在于维持公司的配股资格，调减的目的在于存储盈利以便将来冲击10％配股平均线。可能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是筹资动机。

　　（4）（10％，11％）区间部分上市公司调增利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大。可能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筹资动机。

　　（5）（11％，20％）区间上市公司在统计中未发现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6）大于20％区间的部分公司可能有在一定程度上调增盈利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为公司形象动机。

　　第二，统计分析显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有较大可能是部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而亏损区间较大的资产减值准备指标加强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对政府补贴的统计显示当政府补贴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时，明显倾向于保证上市公司年报盈利，对上市公司获得和保持配股资格帮助不是很大。

　　针对统计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本文有如下建议：第一，扩充配股的盈利指标。建立与多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而不是仅以净资产收益率一个值作为盈利指标会更有效的抑制盈余管理。

　　第二，改进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的规定。这一规定事实上促使一些上市公司在亏损头两年通过虚减盈利进行盈余管理，其结果是该规定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三，在会计准则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统计显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可能是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应该制定更明确的会计准则减少利用其盈余管理的空间。

　　第四，制定政策规范政府补贴行为并且对补贴收入的会计报告列示作出进一步规定，以防一些上市公司鱼目混珠。

　　第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审计体系，加强对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审计。

　　第六，发挥市场自身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力。约束盈余管理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同时保持职业判断的自由。监管措施的不断严密尽管有效，但会限制职业判断。况且，僵化的监管举措还会影响市场效率，由此而付出的成本也许更大。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就如何根治政治腐败问题曾表达了下面的理念：政治腐败不可能仅靠不断制定法律来解决，只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使广大民众都了解政府的运转和政治的内涵，让人民监督的办法来解决。同样，本文认为，盈余管理问题不能仅靠制定更细致的监管措施，而应不断加强“证券市场透明度”，让市场作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做出裁判的法官，才是治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