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体制是客体，那么国民精神就是主体。要改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改革是关键，国民素质是基础。因为无论如何，社会体制的革新及其弊病的消除，是要靠高素质的国民去促成的。所以，国民素质必须提高。



  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必须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每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都应经过理性的思索，采用冷静的态度，尽力用言论或话语表达自己合理的要求，同时应顾及其他集团其他阶层的合理要求，以保持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国民素质提高的方向，应该是从自我膨胀转向自我规限，从自我封闭转向自我开放，从自我中心转向自我超越。这些转向，都涉及某种宗教精神或基督教精神，因为基督教要求于人的“自卑”、“爱人”和“爱神”，正是这三种转向的宗教性表达。



  就第三个矛盾而言，如果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所需要的，是所谓“工具理性”（M. Weber语）或“技术理性”（P.Tillich语），那么，防止现代化的弊端所需要的，就是所谓“价值理性”或“存在理性”。为此，终极的“价值”必须坚守，终极的存在不能“忘却”（M.Heidegger语）。



  只有保持存在理性，才能指引技术理性，[6]既不因现代化的利益而盲目冒进，也不因现代化的弊端而裹足不前，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矫正方向。只有敬畏终极存在，才能克服极端世俗化、实用化和自我中心的流行心态，提高国民素质，促成政治改革和社会体制改良，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整体的、同时防止负面作用的现代化。



  三、



  1、中国的基督教会要对解决第一个矛盾作出贡献，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倡导者太虚法师曾经主张，佛教应该“问政而不干治”。[7]这也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和公民权利原则。[8]同样，基督教会一方面不应“干治”或“执政”，另一方面却应善尽社会责任，对国家的政治事务积极发言，表明态度， 从而对政治改革发挥良性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建制教会[9]（中国基督教爱国运动委员会 / 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 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中国的政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 / 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某种发言和表态的机会，而非建制教会[10]（农村和基层的与建制教会组织关系疏远或对立的教会，或俗称的“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则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整体而言，中国基督教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就应该使建制教会的发言机会同非建制教会的群众基础相结合，使其发言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就要求中国基督教会内部作出相应的努力，即努力扩大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之间已有的门窗。[11]建制教会应该尽量放弃管束的心态，尽量“走出去，请进来”，走到基层信众之中，邀请他们发表意见。非建制教会则应努力放弃对抗的心态，努力“走进去，请出来”，走到建制教会之中，了解对方的难处，坦诚地交流看法。只有经过这样的内外沟通和上下协调，基督教会作为整体的发言才会具有真正的社会代表性，成为“全社会”改革要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和组织形式，使它对社会生活所能发挥的影响，可以超过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2]但是，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政治改革产生良性影响和推动作用，从而帮助解决前述第一个矛盾，亦步亦趋的做法不行，对立对抗的做法也不行。因为前一种做法对改革不具有任何推动作用，后一种做法则可能导致压力增大而形成爆炸性局面。可以设想，建制教会和非建制教会相互让步，相互倾听，会有助于放弃这两种对社会无益的做法，而采取唯一有益而积极的做法，即建设性批评的做法。



  2、要对解决第二个矛盾作出贡献，即要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革除社会体制的弊病，中国的基督徒就必须对自身净化信仰，对社会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消除以往社会体制的负面心理影响，提高低落的国民素质，形成勇于促进体制革新的心态，基督徒就需要社会福音派的入世精神和改良主义。[13]另一方面，要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要充实个人灵性的空虚，矫正社会过度世俗化和腐败腐化的现象，基督徒又需要福音派的保守精神和信仰热情。



  这两者的对立，是源于自由主义传统与基要主义传统的对立。但是，只要我们把眼光从这些西方的传统转向中国的现实，就会发现两者都很需要，因为各有所长，所以可以互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基督教会内这两种倾向的代表（大致也就是所谓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也应该消除敌意，相互理解，携手合作，如《罗马书》所言，“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14]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之消除，不但有助于信徒之中城市与农村、青年与老年、上层与下层、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之间的和睦团结，而且可以在中国人民当中作出基督徒的好见证和好榜样，更有利于中国“众人皆以为美的事”，即社会体制的改良。至少，社会福音派与福音派，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友好相处，会对中国社会急需的平等与法制观念之形成，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3、这种共处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或根据，那就是终极信仰的一致，就是所谓“存在理性”的一致。这种存在理性（ontological reason），用哲学的语言说，是“不忘存在”，用宗教的语言说，是“敬畏上帝”。[15]以这种“存在理性”或宗教精神为指导，就能一方面包容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又保守终极价值。所谓包容技术理性，就是要批判它，又不全盘抛弃它，而是补充之、矫正之、指引之；所谓保守终极价值，就是要尊崇它，又不以之取代世俗生活，而是使之体现于、贯穿于世俗生活。只有这样包容技术理性，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要求；只有这样保守终极价值，才能补救中国现代化的弊端。



  只有这样，中国的基督教会才能为解决上述第三个矛盾作出贡献。



  最后，可以用三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1、近年以来，中国的基督教发展很快，潜力不小：2、长年以来，中国的基督教环境很差，问题不少。3、中国基督教会能够对中国现代化作出重要的贡献，但首先必须调整自身、协调上下、和睦左右，以基督“爱邻人”的精神进行自身的改革，为中国社会树立一个宽容、开放、向上的榜样。



 

  [1] 参见拙文《协作、开放与非形式主义化──世界现代化中的宗教改革》（《学人 》第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2年。）



  [2] 参见拙文《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学人）》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95年）。



  [3] 在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师夷制夷”，模仿西方以求富国强兵，却认为基督教与之无关（载于〈湘学新报〉卷一上的〈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与西教无涉〉是这种观点的鲜明代表）；在20世纪初期，他们承认西方体制与基督教有关了（“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狼狈相依，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伥鬼”──〈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却又在当时急需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掀起大规模反教运动；在20世纪末期，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重要的作用了（表现为只要谈及这种关系，就言必称韦伯），却又尽力要证明儒家思想也有类似作用（表现为大谈东亚“四小龙”兴起中的儒家文化作用）。尽管这三个“他们”是时代不同旨趣不同的三个群体，但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知识界的大潮流。



  [4] 其表现是下层知识分子积极卷入19世纪后期的多次教案和20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运动”。



  [5] 按官方数字，1949年全国天主教徒约有300万，而新教徒只有70万。



  [6] 技术理性（technological reason）以至科学技术需要存在理性和道德规范指引的最新例子，是关于克隆（clone）技术和基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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