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的形式问题应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为此，就要研究古往今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成败；要用政治学的眼光，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同时，还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古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分析近代以来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理论，比较西方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线索，把各种政治学说放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理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科学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使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中国政治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政治学的范畴，应当是在对政治现象的本质加以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地反映政治的特性和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为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建立学科范畴体系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抽象出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从抽象到具体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科学的范畴体系，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为了建立政治学的科学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首先需要努力完成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最高抽象，确认最基本的政治现象，抽象出它的本质一般，将反映这个本质一般的概念确立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形成反映纷纭复杂、云诡波谲、变幻万千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现象的具体概念，再进行新的综合，形成一个含义确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范畴概念体系，成为反映政治现象之网的政治学概念之网。在建立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借用的问题，一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某些概念，二是从外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借用某些概念。这两种借用都是必要的，但是，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无论哪一种借用，都必须把借用来的概念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并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借用来的概念，不能游移在中国政治学概念之网以外，也不能是坠入政治学概念之网的网中之物，而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网上的一个“纽结”。为此，就需要确立它们与政治学核心范畴的逻辑联系，使之在政治学范畴之“网”上定位。


  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是当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一个大的学科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两大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政治学当前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研究。政治学要走出困境，要维护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权利，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就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一番真功夫，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髦，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做起，坚持不懈。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力度，当前应当做到：


  第一，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在认识上，一谈科学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就忽视基础研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这是把“需要”与“应用”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眼前的实际”与“长远的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及时的。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政策导向上，由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下更深的工夫，出成果的周期更长，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如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虽然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往往难以掌握，实际操作起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的数量，这就会误导和驱动人们去追求所谓“短、平、快”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加大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


  第二，在基础研究中，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从现在起，学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就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开展充分、反复的讨论。通过研究和讨论，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求得基本共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本功能，政治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等等。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政治学也不能例外。政治学的对象、范围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尤其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个问题本来在80年代前期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讨论，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并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1〕，可惜的是这种讨论没有继续深入， 以至于甚至在政治学界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构建政治学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能指望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感性印象随意列举，而必须通过科学的思维和严密的论证逐一加以证明，并接受逻辑的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会使用政治学的学科语言即本学科的范畴、概念来讨论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者相互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沟通，展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再次，确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角度。在学科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政治学也是如此。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而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最后是作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方法。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进行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政治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


  第三，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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