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的经济运行常态。20多年来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人们在旧体制下长期持有的“平均发展”观念的一个突破。建国以后，从1956—1976年的20年间我们奉行了一个“平均发展”的思路，收入分配逐渐趋向平均，地区经济发展逐渐拉向平均。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三线建设”，所得有限，所失巨大，并且是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拉开差距的一个内在原因。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 ］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毛泽东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7 ］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毛泽东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P.375）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1958—1959年两年“大跃进”，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10％， 结果是伤筋动骨，花了五年的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1988年的5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 7％，出现了经济“过热”，治理整顿花了三年时间。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大跃进”的问题性质不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