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的规则代替文明的规则，走向了弱者破坏规则的可怕道路。



  3、新的极权世界



  王小东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确立 新的极权主义统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集团对内民主、自由，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奴役。[13]他以慷慨激昂的话语，把世界的秩序由冷战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转换成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对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他以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依据，认为当今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美国的霸权，而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更提出苏联的垮台式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14]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谁的自由？是公民或个人的政治自由还是国家外交的回旋余地？这样的追问使得王小东的真实涵义显露出来。王小东完全是站在国家立场之上的，个人的自由与其考虑无关。只有在国家本位的逻辑上才能够理解民族主义的言说。但是从个人自由或者公民自由角度来看，苏联的垮台与美国的霸权与我们自由的关系不大，更谈不上苏联垮台后，我们的自由减少了。即使苏联还在的时候，中国照样发生文革（王小东似乎不愿提这回事），个人自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而苏联倒台，美国出现霸权，中国人的自由却不断在改善，自由空间在增大。这里的问题是，不要随意模糊自由的概念。王小东也许会反驳说：当没有了主权，哪里还有什么个人自由？但话说回来，即使有了主权或族权，也经常没有人权和自由。如果民族国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那还要国家干什么？说到底，国家的主权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同，而这种身份的认同必须落实在公民权之上。



  在描绘了全世界通往奴役的画面之后，王小东开始了伟大的预言和给出先知般的指引，人类逃出新极权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拥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这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恐怖的画面配上伟大的预言，民族主义在王小东手里变成了一种拥有神性的宗教，而尚武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在精神。



  4、尚武精神



  认定资源和空间决定民族生存，而这种资源的获得只能够通过强权，那么建立强大军队，发动战争当然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就走向军国主义的归宿。但这样说无疑太招人指责，王小东不会这么做。他改头换面地说，中国要走出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危机，需要的是尚武精神，富国不能少了强兵，并认为：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16]。说到底，王小东认为，只有具有尚武精神，战争才能够获胜，才能够攫取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因此才过上了好日子。



  诚然在近代历史上，战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资源，但历史在不断进步，不能够因为过去的野蛮而继续野蛮，历史促进反省，而不是狂热。中国没有实力，也不应当以战争把曾经自己受过的屈辱加诸于其他国家，以获取所谓的生存空间。因此，从道义和结果上讲，战争不应当成为当前国际行为所诉求的手段，历史上的战争给交战各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包括战胜国在内。王小东也承认：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17]问题是，在认定生存空间对民族生存的决定性影响，而无视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武力争夺空间就成为了迟早的问题。而不用武力，那所谓的生存空间又如何获得？所以说，建立强大军队，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单从这样的现象来说是正当而无可指责的，关键是结论建立在什么逻辑之上。



  单从逻辑上来说，王小东的论证也有问题。首先，过上好日子并不仅仅依靠战争，或者说主要不依靠战争。他把这样的两者的关系又简化了。众所周知，西方的发展是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果，包括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制，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思想方面的启蒙运动，等等因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思想等因素略去不提，仅把战争作为唯一的因素，对应于生存空间的极端强调，是极端偏颇极端片面的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历史事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尚武精神也不能够导致战争的胜利。其所犯错误与上面一摸一样，就是遮蔽了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王小东虽然看到了目前中国存在的道德危机，也就是其所谓的精神矮化，但他一方面没有去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却开出了尚武的药方。但人们精神矮化并不是因为尚武精神的缺乏所致。岂不是抓错了药？



  王小东的片面和极端终于构成了弱不禁风的因果链条。在强权即是公理的野蛮社会，只有提倡尚武精神，加强战备，才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谋求到民族的发展和存续，打破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诸多问题，在王小东那里貌似无可反驳的宏论也就片片瓦解了。



  三、民族主义的缺陷及其消极影响



  王小东对于民族主义的表述是最为系统和完整的，其他很多民族主义者和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更为情绪化和非理性化。从王小东等人的民族主义言说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一些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是有可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歧路的因素。



  中国民族主义所带有的特征和由此带来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发生原因、背景、实质内涵上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抗封建专制来获得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公民权，从而完成了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也同时是一种民族的建构和认同革命，民族主义就寓于民主革命之中。自由、平等、博爱是英美等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民族主义在国内对于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也同时界定了我们与他们、我与非我之不同。而这种界定则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没有他者的存在就没有民族主义。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经受西方列强以舰炮为象征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手段的经济侵略，中国人才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并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就带有不同西方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西方的侵略，但又不得不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地，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18]。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陷入了既要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既要溶入主流文明又要反对西方文明的困境之中。若要在两者之间巧妙协调，又是何其困难。经常的结果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后者压过前者。质朴而强烈的爱国感情不能够合理引导和控制，它就不但会反对西方，反对西方的一切，而且还会把向西方学习当成崇洋媚外而加以批评。反对西方最终导致了盲目狭隘的排外。另一方面，在西方的侵略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承受不了既反对西方又反对国内专制的双重重任（太平天国运动带有这种倾向，结果走向了失败）。同时，它也需要认同一种身份和秩序，寻找精神寄托，否则民族国家情感就变成无指向的精神流浪。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情况就是民族主义认同国内的统治秩序，无论其为专制或民主。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特征。综合这两方面，中国民族主义就具有特殊的特征：对外激进排外，甚至走向闭关锁国；对内则积极肯定现存的政治秩序。激进和保守奇妙混合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精神气质。中国民族主义存在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所不同的产生背景和实质内容。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具有情绪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出现的。西方的各种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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