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38]“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39]“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40]

  亨廷顿追问道：“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41]对此他提出了五点理由。“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相互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缘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42]“其次，……文化认同的日益凸现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43]“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异来源于：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44]“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利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涉及文化问题。”[45]“第五……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46]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模式与现实主义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在现实利益之外，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的作用，为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寻找非功利性的动力。亨廷顿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写道：“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这就是为何文明冲突正在取代冷战，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现象，为何文明范式提供了比其他范式都更为有益的出发点，有助于理解和应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47]

  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衰落与复苏

  近代的起点

  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消灭诸侯，“平定天下”，“收天下兵”，“海内为郡县”，“定刑名”，“法令由一统”，“一法度衡”，“车同轨，书同文字”，“治驰道”，“封禅”，“焚书坑儒”，“以吏为师”。[48]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承担的历史任务，如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文化统一大业，中国在秦汉之际已经完成。以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经济为依托，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军事兼并，把统治范围从黄河中游一带向周边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对新边疆的文化同化。在古代中国，人们没有今天的民族概念，只有所谓的“华夷之辨”，自认为汉文化高人一等，其他的人都必须接受教化。汉族统治区的疆域的扩张与文化的扩张是一致的。总的说来，古代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式国家。政治与文化合二为一。国家推行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支持国家。可以说，国家即为教会，教会即为国家。杜维明指出：“人性天赋的神圣观念，连同对于人性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贯彻的关注，使得儒学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面貌，她跨越了自我与社会、神圣与世俗、人世与天道以及政治事务与宗教关怀之间的种种藩篱。”[49]

  文化的衰落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走上一条持续衰落的道路。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已经丧失殆尽。及至20世纪60年代，传统文化在大陆几乎灭绝，薪火相传竟然全赖海外。这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和讽刺。与此同时，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断兴起。尽管屡战屡败，但是维护民族文化命脉的抗争从未间断。在抗争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也得到发展与深化。其实，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衰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研究它的历史和趋势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命运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第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放弃了“天下主义”。中国人明白了中国乃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之一。但是，对中国文化仍有绝对自信，仍然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认为只需要在器物层面做点修补就足以应付外部威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纲领。

  在维新时代，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第二个巨大转变。一方面，进化论进入中国，“天不变”的信念崩溃了。进化论成为支持“维新”和“变革”的意识形态。[50]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守卫者彻底放弃了“形而下”领域的抵抗，只求在“形而上”领域抗争。康有为认为，中国不但需要向西方学习技术，还要学习经济、教育、社会、政治制度。但是，他认为，在意义、价值、伦理、道德层面，即在“形而上”领域，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这也是后来的“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基本主张。费侠莉对儒学的这一历史性退却作了精辟地描述。“儒家不得不寻找新的路向。儒家之道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与历史分离了，它最终只能由直接的直觉经验加以证实，只能讨论关于意义的理论问题，而不能解决中国何去何从的社会问题。‘精神的东方’已经变成了关注心性的国度。”[51]

  “五四”时期，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第三个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阵地。来自西方的“科学”从方法论上挑战传统文化的正当性。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则挑战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正当性。此时，“传统文化无用论”征服了中国的精英。他们认为要“保国”就必须“全盘西化”。与此同时，文化民族主义出现“回光返照”。民国的混乱，巴黎和会的肮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使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的弊端。1920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回国，称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将原本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主张不但要复兴中国文化，而且要使之助益世界。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面对一个难题，不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中国不可能自强，而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中国人有可能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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