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这个概念”。该文还阐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直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写进了党章。
1985年，出版了《回忆王稼祥》一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为此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了王稼祥提出和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功绩。他在序言中说：“一九四三年夏季，他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纪念我们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我们党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三大、四大、六大都修改了党章，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修改了党章。在七大以前，共有五个党章。但是，这五个党章都没有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也没有在有关条文中提及。这说明，虽然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在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从全党情况看，对理论旗帜问题的认识不很明确也不很深刻。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概念，体现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举措，创造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七大以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理论旗帜都很重视，每次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都有指导思想的明确规定，这成了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从时代和任务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赶快改。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11页。）毛泽东讲得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四卷，第1515页。）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理论飞跃的强大推动力。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是理论飞跃的源泉。
以上是理论飞跃的客观条件。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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