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毛泽东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毛泽东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毛泽东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毛泽东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毛泽东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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