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一战略原则的外交表现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页。）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1页。）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在欧国家的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页。）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须彻底摈弃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方向，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第四，高超的外交策略——“28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严峻考验。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非凡的战略胆识泰然处之。首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他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情我们自己的事。”为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又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告诫人们要善于守拙，“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要韬光养晦，避露锋芒，“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还强调：“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决不当头”的方针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但是“决不当头”绝不意味着消极退避，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页。）这28字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统揽全局的战略指导方针，对于帮助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处在有利地位。
透析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我们领略了邓小平这位誉满全球的政治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纵横驰骋的巨大魄力和超凡勇气，特别是他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理想与现实、世界现实与中国实际统一起来思考的能力和智慧。同时，我们也叹服邓小平的务实与创新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超凡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回顾近二十多年的外交风云，毫无疑问，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其亮丽的光辉彪炳共和国的外交史册。1995年，在外交部举办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满怀深情地说：“回忆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风雨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这些过来人对邓小平外交思想倍感亲切。我们切身体会到，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针，是引导我们对外工作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注：《江泽民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5年12月13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展望新时期的我国外交，江泽民向世界明确表示：“中国将继续遵循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与各国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创世界和平、繁荣的新世纪。”（注：《江泽民同叶利钦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97年11月11日。）我们坚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定能在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下，开创二十一世纪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