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

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

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初步形成如下管窥认识，现将其公之于众，衷心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一、首先需要指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好这项工作，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尽管它学术难度很大，政治风险弥多。

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从两个基准出发：其一是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诞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这些地方本不具备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和突发社会危机却迅速催生出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人既可以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自顾不暇，难以继续支撑政权的有利时机，又可以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资源可资利用，所以很多很好的社会主义主张虽然一开始就从文字上严肃郑重地写进了国家基本制度，甚至宪法中，结果还是难以突破不成熟客观社会条件的制限，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有效地实施。也就是说，既得的客观社会条件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刚一降生就表现得那么民主，那么高效，那么成熟和完美无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迄今为止尚无前人取得完满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它只能并且始终是在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重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樊蓠荆棘中摸索前行，由于没有既成经验和可靠参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各种尝试和选择中的失误、曲折。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出现的社会都必然要碰到的难题。此外，社会主义事业也是由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运作的。每个人，无论他如何聪明绝顶、勤奋过众，也总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即便有着极高效率的民主决策机制，那也只能部分或大部克服参与者的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却不可能完全排除它们的不良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任何组织和政党，即使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主观原因。在这种主客

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出现一些“闪失”，甚至反复，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历史现象。对此，积极的作法是：正视现实，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力争“变曲折成通途，化失误为财富”。

三、在主客观因素中，主观因素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客观因素是可以被人们按其变化规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和改造的，而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很多重大失误。现实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主观失误，一是教条主义，二是对自己所处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多矛盾和较大差距。好在列宁是个极为灵活和十分民主的革命领袖，他注意倾听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智慧，注意收集来自实践的反馈信息，而且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带领苏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大政方针政策，从危难中多次拯救党和国家。例如，对外签定《布列斯特条约》，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列宁利用民主方法进行战略决策和调整的光辉典范。说到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列宁能够做得如此出色，主要是他个人极高综合素养所致，而不是当时苏共和苏联的制度和体制使然。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很快就跌回本本教条之中－－他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两个决裂”理论的偏执理解和错误运用－－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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