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毛泽东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土改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 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大跃进”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毛泽东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但是，“大跃进”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大跃进”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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