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