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是从个体生命出发来理解民族与阶级，理解民族性与阶级性的。从这个角度讲，胡风对文学创作具体对象的理解更符合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更具有现代性。
但是，胡风派对生活的理解仍有过于片面化之嫌，他们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和谐”的一面。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固然有其真理性，但文艺表现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领域要比“人生搏斗”广阔得多：它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或对人类生活与生命的一种感悟与理解，或人的一种感觉、直觉、情感或情绪、心境。对于诗歌来说，表现对象就更多是一种人生的感受与体验，或一瞬间的感觉与思绪乃至幻想、直觉。其实，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与作为小说家的茅盾，都是很懂创作规律的，他们的成功之作并不去图解政治观念，而是表现了自己对生命的感受与思考。“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是作为革命家的诗人真切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固然是政治家和革命战士的体验，“人生易老”却是所有曾经沧桑的个体生命共通的感受。毛泽东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又肯定“诗言志”的古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命题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如果把“情”、“志”当作文艺的终极源泉，无疑属于唯心主义；但若把它们理解为文艺的直接来源，则并不违反唯物论：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才“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的。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可大致表述为：生活→情志→艺术
依照这种思路，对于现代西方的各种一直被称作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比如直觉说、情感表现说、本能说等等，我们若扬弃其哲学本体论部分，而把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因素作为文艺创作的直接来源之一，也许更接近文艺的审美特质。文艺表现直觉、本能、潜意识等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领域，它反映的仍是人的生活；不过，这不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而是人的内在生命体验，而且表现的是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文学史极少涉足的领域。如此说来，真是“到处都有生活”了！不是吗？卡夫卡和加缪们虽未深入工农兵，却也创作出了具有真正“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关于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惟一源泉的命题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作家确实需要了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只是我们不应把终极源泉理解为直接来源，把“生活”局限为工农兵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使现实主义作品，其直接来源也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或解释；所有职业，所有阶级、阶层的个体生命的生活或生命体验都是文艺作品的直接来源。那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那些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正面表现。我们衡量古今中外一切作品价值的标准，应当是看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深刻不深刻，或对生命体验的表现真切不真切、独特不独特、精彩不精彩。
我这里特别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作家们与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在对待文艺源泉问题的看法上是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他们不论把人类现实生活理解为异化还是荒诞、多元，都承认作品表现的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与作家、与现实生活无关。他们对上帝之死、对两次世界大战、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类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耿耿于怀，没齿难忘，这些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形式的冒险正是为了表现生命体验的独特。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对于探索文学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功不可没，叙事学理论填补了以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空白。但一切形式主义批评的致命弱点是割断了作品与现实生活、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关系，将文本看作是与生活无关的独立自足体。这违反了文学创作的实际，违反了艺术的真正规律，因为作品总是要传达某种社会文化信息、表现作者的某种生命体验的。作家单凭掌握花样迭出的讲故事技巧，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在于独特生命体验与高超艺术技巧的融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
4.路翎：《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5.［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6.钟嵘：《诗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