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毛泽东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
毛泽东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毛泽东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毛泽东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