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是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
所有这些，都对党的进一步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存在着从解决温饱到进入小康和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在这个实践中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也要经过两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度里站稳脚跟。这个任务随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深入回答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导中国夺取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这正是我们党现在所要担负的理论创新的任务。在基本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理论创新就一天也不能停止。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邓小平生前殚精竭虑的事情。自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对时间问题作出过各种估计。比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按他的估计，我们还要在21世纪用5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基本解决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站住脚。所以，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时间概念的论述，内涵极为深刻。它不仅涉及到我们战略目标的制定与完成，更重要的，在于告诫全党，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必须横下一条心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21世纪的神圣责任。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100年不动摇，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指导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创新的全部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