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邓小平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 7 ）根据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崭新概括。它说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和支撑力量，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邓小平关于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矛盾运动作出了新判断。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进入了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谋求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发展时期，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仅具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界限，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这种矛盾运动在扩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个民族国家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产生碰撞和冲突，从而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矛盾运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运动相互激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 ］（P.115—116 ）这就使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既表现为一定的民族性矛盾，又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现为民族性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关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主要形式和解决对抗关系的主要手段，也由军事较量转向“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既表现在国际领域两种社会制度比优势、比竞争力、比吸引力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2］（P.195）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必须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作出了新判断。
第五，邓小平关于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后实现的首要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而且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的。由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得以建立，最终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两个阶级，他们的斗争形式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研究处在世界历史下的中国国情，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一次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与我们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只要能够建立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 2］（P.382—3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指向是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新的概括。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现代价值
第一，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以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卷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世界有机系统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同时也必须确立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刻内涵，会极大地拓宽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和思维空间，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近两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对待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从而趋利避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邓小平世界历史思想使我们能进一步认清对外开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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