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刘伯承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毛泽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毛泽东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
邓小平是在毛泽东之后担任领导的，既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方面，又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避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而在治国方略上有了巨大发展。他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及正确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