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承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自然下跌，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容易忽略货币的本质内容，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处于相同的水平。1844、1881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如果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100，我们会发觉，从1826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30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130或低于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理论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明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

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从1826年到1896年这70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79提高到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特殊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意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2.企业家

    长期以来，企业界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价格上涨对企业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家有利。

    首先，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却是所得颇丰的。当货币价值下跌时，那些从事于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显然会获取利益，因为他们每年从其所得利润中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额是固定不变的，而随着货币的贬值，这项固定支出在其货币营业额内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比以往下降。这种利益的享有，不仅发生于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当价格定位于新的、较高的水平以后，就原有的债务关系而言，这种利益仍然存在。举例说明，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凡是以前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土地来经营农业的，现在都会感到这种债务负担已经几乎不成为什么拖累了，但是他们在债务上的解脱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在价格逐月上涨的变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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