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 

2、开放经济中的货币问题 

李嘉图所坚持黄金在国际间的分配和货币自动调节原理是其持严格的货币数量论的最好证明，他认为全世界的贵金属是根据流通的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于各个国家的，这种分配比例取决于各国的实业和财富，从而取决于各国的支付数目和频率。这样分配的贵金属在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因而不存在贵金属的进口和出口。当在一国发现金矿或增发纸币时，货币价值会相应低落，这时，有一部分硬币将被出口，直到那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重新达到均等[12]。在这儿我们将发现一件极为有趣的事，一方面，由于存在上面所说的货币价值的“国际间的缠结”，一国货币量的变化将导致贵金属国际间的再分配，从而这种变化所造成的本国的价格的上涨依赖于他国的货币政策，即使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增发货币对本国价格的影响也会使极其微小的。另一方面，李嘉图的严格数量论又认为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任意调节货币的交换价格和商品的价格，货币量和商品价格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矛盾显而易见！在这儿要保证他的数量论成立必须假设各国发行银行所实行的政策完全一致，[13]或者在一个不存在那种“国际间的缠结”的孤立经济中讨论问题。其实李嘉图正是这么做的，在他给Bosanquet答复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假定有一种使货币不能有利地被出口的情况——让我们假定欧洲各国都用贵金属以进行它们的流通，每一个国家都根据英格兰银行相同的原理同时设立一家银行······”。[14] 

3、保持货币价值稳定的方法 

正是因为李嘉图持有这种严格的货币数量论，而且认为通货膨胀导致了不正常的财富分配，不公正地干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极力反对限制法，认为“我们通货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纸币的发行过多，由于给了银行一种危险的权力，让他可以随意减低每一有钱者的财产价值，并通过提高粮食和每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受领国家年金的人以及所有因收入固定而不能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其任何部分负担的人都受到损害。”[15]因此，李嘉图主张最好的货币制度应建立在价值变动最小的货币本位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理想的货币本位，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在任何时候包含同样数量的劳动；必须用与一切其他商品完全相同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组合生产出来；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持久性和流动资本的报酬率必须与生产一切其他商品都相同。[16]由于这种理想的本位难以找到，故李嘉图只好采用了权宜的解决办法，如果能够假定黄金的生产总需要同量的劳动并且在黄金的生产中使用两类资本的比重接近于大多数其他商品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平均水平，那么黄金就可以用作一种大致的价值不变的尺度，所以他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最终成为金块论者的领袖。 

另外，如货币数量论所表明的，货币只是一种纯粹的流通手段，为降低流通费用，1815年李嘉图在《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中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金锭计划”，主张采用银行券兑换金锭而不是铸币的办法，使英格兰银行恢复现金支付。这将使英国回到金本位制，同时又以纸币来作为实际支付手段。这样“在外国的存款银行，金库里实际保持的金银与他们账册上银行货币的信贷有同样多的数额，因此就有同商业流通量的全部数额一样大的一笔闲置资本。而在我们的银行，则会有数额相等于商业的要求所需要的叫做银行纸币的一笔银行货币，同时银行库存的闲置资本却不会多于银行为了满足偶尔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而认为必须以金银保存的基金。”[17]以纸币代替黄金，就是用最廉价的媒介代替最昂贵的媒介[18]。国家便可以不使任何私人受到损失，而将原先用于这一目的的黄金，全部用来交换原料、用具和食物，使用这些东西，国家财富和享受品都可以得到增加。[19]从而这一制度将接近于他对完善的货币制度下的定义：“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可与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20] 

4、关于中央银行 

李嘉图坚持货币特别是纸币应由政府发行而不应由私人发行，因为 “纸币的全部费用都可以看作是铸币税”[21]，只有国家具有这种收税的权力。但是，自从有了英格兰银行以来，铸币或发行货币的权力就不再为国家所垄断，因为银行同样有权增加整个的通货数量，英格兰银行侵吞了大部分本应属于国家的铸币税。所以他主张剥夺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在他死前一年的夏天即1823年，他写出了最后一部著作《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设立一个国家银行，将英格兰发行货币的特权转让给该银行，由它代表政府来发行货币。但是李嘉图又担心政府会滥用这种货币发行权，他曾不无忧虑的说：纸币发行权操在政府手里比操在银行手里似乎有更容易被滥用的风险。而且，“经验证明，国家和银行在握有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权以后是没有不滥用这种权力的。”如何防止纸币发行权的滥用问题一直困扰着李嘉图，但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在《原理》中他也只是笼统地说：“对于这一目的来说，最适当的方法莫过于使纸币发行人担负以金币或生金块兑现的义务。”[22]他在《计划》中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国家银行应被赋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权，扮演总银行家的角色，它不能把钱直接借给政府，只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从而有效的限制政府滥发货币的权力[23]。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嘉图在货币理论领域所涉猎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在他的著作中几乎能找到我们能遇到的所有现代货币问题的有关论述。现代货币理论中的很多问题和李嘉图相比除了在研究工具上，以及表述方法上有一些进步之外，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大卫·李嘉图，1977年中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至四卷，商务印书馆。 

亚当·斯密，1972年中文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晏智杰，1998：《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克塞尔，1959年中文版：《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斯皮格尔，1999：《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约瑟夫·熊比特，1992年中文版：《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 

吴易风，1988：《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刘洁敖，1983：《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 

Mark Blaug，1978，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英格兰银行是1674年创立的一家私营合股公司，旨在支持威廉三世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战争为政府发行的公债创造了一个市场并管理公共债务。到十八世纪末，改行在伦敦地区独占发行钞票的权力，事实上成为英国的中央银行。 


[2]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 


[3] 熊比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第489页。如若深究，桑顿是否属于此类亦值得怀疑，如下文所述，他是最早货币数量通过利率而影响价格水平的人，只不过他又强调了强迫储蓄的观点，从而大大削弱了货币数量对价格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第272页）。其实唯一完全否定数量说的只有马克思，他称数量原理为“乏味的假说”。 


[4]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詹姆斯·穆勒。 


[5] 李嘉图甚至在讨论对外贸易的货币问题时，也只是比较本国和外国的个别商品的价格。 


[6] 转引自《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98页。 


[7] 在这里李嘉图吸收了桑顿关于货币与价格通过利率发生间接联系的观点。 


[8] 李嘉图没有系统的利率理论，在运用利率这一术语时也比较混乱，经常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不分，在这里的“利率”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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