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据统计，2001年上半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量为769万人，其中去年底结转657万人，今年上半年新增加112万人。在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中，99.3%签订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99.9%领到了基本生活费，99.6%代缴了社会保险费，除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比例外，其他比例都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得到确保，社会化发放率进一步提高。
　　2001年6月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职工人数为10547万人，离退休人员为3241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99万人和71万人。其中，企业参保职工为9098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6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3068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7万人。全国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为2980万人，社会化发放率达到96.4%，比上年末提高4.4个百分点。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略有减少，领取人数继续增加，基金收支大幅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6月底，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1404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49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7981万人，同比减少482万人；集体单位从业人员1442万人，同比减少203万人；其他单位从业人员1981万人，同比增加191万人。6月底，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11030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50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7748万人，同比减少478万人；集体单位在岗职工1388万人，同比减少195万人；其他单位在岗职工1894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去年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18.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3%。这就说明，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继续下降，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二、宏观经济政策回顾与展望
　　财政政策是结构调整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政策，在目前我国经济的紧缩状况下，结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因此，在实际政策实施中，我们仍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因此，可以考虑采用的具体调节手段包括：适当减息；实行减税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积极性；通过扶持股市来拉动内需增长；继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加快发展消费信贷等。
　　1、财政政策
　　我国自1998年以来，已经连续实行了四年以发行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勿庸置疑，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国债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率分别达2－3个百分点。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具体手段主要有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积极财政政策的种类有三种：一是既增加支出又减收的。二是主要以各种手段增加支出的同时辅以适当减收。三是主要以减收为主，支出略有增加。我国根据总的经济形势和我国财政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以国债为手段筹集资金以增加支出、适当调整税收结构为主的第二类。
　　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在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作用下，2000年年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当年GDP增长率恢复到8%，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2001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2000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外需的不足。
　　2001年，国债投资规模1500亿元，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4.4个百分点。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1％，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在去年较高基数的基础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慢的不利影响，但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仍达到了7.6％的较高水平，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功不可没。
　　除了增发国债，自1999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又增加了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城镇中低阶层收入的内容。1999年下半年以来三次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并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社会“三条保障线”支出水平。今年广东、深圳、山东、天津等一大批地区配合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提高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调整收入的政策直接促进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经历1998、1999年两年6.8％的低速增长之后出现了9.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3％）的较快增长；2001年1－10月我国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0.1％，预计全年增长仍会保持在10％，这是1998年以来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一年。消费需求从低迷转向回升是目前经济增长最稳定的促进因素，而消费呈现稳步攀升的走势正是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结果。
　　2、货币政策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初我国出口增长开始猛烈下滑。 而这时国内市场也发生了重大转折，总需求不足突出表现出来。金融方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成为头等大事，商业银行风险意识空前增强，贷款更加谨慎。于是货币政策面临十分严峻的复杂局面，即一方面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需要扩大内需， 增加货币供应，在直接融资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增加贷款；但另一方面， 由于要求降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比例， 商业银行对信贷工作提出了贷款质量终身负责制和新增贷款不良比率为零的指标要求，1998 年上半年各方面对银行是否存在“惜贷”问题议论颇多。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好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当时货币政策操作的焦点问题。我们当时提出的原则是， 在坚持防范金融风险和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为此，1998、1999两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积极推进一系列货币政策机制及工具改革的基础上， 出台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取消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给商业银行充分的贷款自主权。当时的提法是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 其实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作为替代关系讲，并不一定合适，因为后者并不是货币政策工具。所以这样讲， 是担心放弃直接控制后宏观控制不住。
　　第二，灵活运用利率手段，在1996、1997年3次降息的基础上，1998、 1999年又4次降息，这是中央银行为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而主动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7次累计，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下调到现在的2.5％，其幅度之大，实属罕见。目前受周边国家降息的影响，我国的银行存款利率仍有下调的空间，不过幅度不大，估计在0.5％左右。
　　第三，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1998年3 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个百分点，1999年又下调2个百分点。目前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1.5万亿元，下调7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合并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与备付金帐户， 实行统一法人缴存存款准备金，每日营业终了准备金存款不得低于法定比率等。
　　第四，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本币公开市场业务1996年开始操作，只做了几笔后就停了。1998年 5月根据货币政策实际需要，将其恢复。1998年做了36次，投入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做了52次， 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1999年公开市场操作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52％，两年时间顺利实现了货币政策工具由贷款规模管理向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的间接调控过渡。
　　第五，及时调整信贷政策，优化信贷结构。把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是中国的特色。由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关系发生快速变化， 现存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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