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能力。本文利用该指标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群的效应，其系数估计预期为正;exP2.，2006年地方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该指标代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将会抑制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可能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但如果政府的支出是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或教育支出，那么这种政府支出将对产业集群有正的影响;inv，，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该指标代表投资率，该变量的系数估计预期为正;sci、，2006年科技经费支出与GDP之比。该指标代表科技投人程度，由于产业集群内部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其系数估计预期为正。

    (二)数据

本文整理出2005年浙江省11个地市的民间借贷利率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民间借贷市场监测系统。由于无法得到更为详细的数据，因而本文的实证面临着样本容量过小这个问题的困扰，而且，这也限制了控制变量的数量。

    对于产业集群的识别，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定量方法来辨识产业集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贺灿飞，潘峰华，2007)。一些学者认为区位商大于某个门槛值就意味着某个产业在这个区域比较重要，通常这些产业可能构成产业集群。但区位商的门槛值也存在争议。倪鹏飞(2005)的研究把区位商超过1作为门槛值，Martin(2003)的研究则以区位商大于3设定。因而，本文采取的方法是，根据附表中浙江省各地市已有产业集群的产值之和来计算区位商，从而避免了产业集群定量识别的问题。

    各行业工业总产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CP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地方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科技经费支出等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地市《统计年鉴》、《浙江金融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科技统计年鉴》;表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估计方法与结果直接利用OLS估计面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了TSLS估计。工具变量集包括:IVfirZ恻，2004年金融发展比率;Ivfdi洲，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GDP之比;IVexp洲，2004年地方财政支出与GDp之比;Ivinv，，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IVsei二，2003年科技经费支出与GDp之比。

    在样本容量受限的情况下，在一个回归方程中纳人太多的解释变量是不明智的。按照文献通常的做法，本文估计了多个方程，见表2。


在表2中，infzoos系数估计的符号符合预期，并且在全部方程中显著水平均达到5%。

    6r2哪的符号只在(1)、(4)中符合预期，且在所有方程中均不显著。就产业集群的发展来说，显然非正规金融在其中起的作用大于正规金融，这符合我们最初的判断。与本文相反，金惺，陆铭(2003)使用金融发展指标(贷款/存款比)对工业集聚的作用显著为正。接下来再看看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

    在(2)中，fdi系数估计的符号不符合预期，但估计值不显著，说明在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群的发展关系并不明显。事实上，我们从infzoos和fdi2006的显著程度可以看出浙江产业集群属于民间资本推动型经济，外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金煌，陆铭等(2003)的实证表明简单地用FDFGDP没有办法确定对于工业集聚的作用，但是如果加人是否沿海的虚拟变量，FDI对于沿海地区工业集聚的作用显著为正。在(3)中，exp系数估计的符号符合预期，但估计值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作用。这与金煌，陆铭(2003)的研究基本一致。陈抗等(2002)则认为，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集权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使其发挥的作用从“援助之手”向“攫取之手”转变，从而可能更加严重地抑制经济的发展。在(4)中，inv系数估计的符号符合预期，但估计值不显著，表明投赞因素对浙江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控制社会资本上部分的实证表明非正规金融对产业集群的作用十分显著，而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格化的非正规金融的深层次因素。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资本与非正规金融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

    (一)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

在上部分的基础上，设定计量模型:

其中，i代表浙江省各地市;LQ，是区位商，infzoos是2005年民间利率，sc姗是社会资本指标，control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c，a，7表示待估参数;。是误差项。其他控制变量与第三章第二节相同，这里主要讨论社会资本指标的选择。

    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是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争议的课题。目前，至少有两种方法已经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其一是从结构的角度(通过正式的组织成员资格)测量社会网络(No州s，2001)，另一个则是使用关于信任水平、互惠合作、宽容等文化规范特征。前者以Putnaln(1993)为代表，主要通过选举的参与率、对社会团体组织的热衷度等指标来度量社会资本。后者则采用编制信任指数(张维迎、柯荣住，2001)、慈善事业水平等指标，或涉及大量微观访谈。本部分的主旨是实证研究社会资本与非正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社会资本度量。本文选取如下两个替代指标:各地区人均社会捐赠数量don、和各地区人均社团数。rgZ。。

人均社团数指标是典型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维度的指标，这在Putnam(1993)等文献中已得到过应用。人均社会捐赠数量可以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的公德心或者所谓的公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任、互助等社会规范。

    研究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之间关系的文献一般都认为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合作的形成与发展起积极作用。从相关性分析上看(图1、图2)，二者也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其系数估计预期为正。


 (二)数据社团数量和社会捐赠数据均来源于《浙江民政统计资料汇编》，社团数量包括社团和民办非企业数量，社会捐赠包括直接捐赠款和间接捐赠款数额。其他数据与第三部分相同。表3是社会资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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